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永明

　　现在谈论福岛核事故对周围的人们的现实影响为时尚早，科学家需要进行长期的健康研究。有人认为，DNA的修复机制不是100%完美的，即便是少量的辐射也会造成风险。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很难取得统计学上的结果来显示100微西弗以下剂量的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在极具破坏力的9级大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宣布将福岛核事故的等级提升到7级。这是国际核事故分级中的最高级别，历史上唯一达到过该级别的是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

　　在福岛事故里，受损的核反应堆发生的爆炸将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形成的放射性羽流随着气流漂移；放射性物质也随着冷却用水被排放到海洋里，在那里被太平洋的巨量海水稀释。在核电厂的附近，蔬菜和自来水已经被检测出受到污染。

　　将福岛核事故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进行对照，两者确实有相似之处，即都造成了大范围的核污染，并且一些局部区域需要疏散。不同之处在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核物质是在几小时的时间内释放的；而福岛的核物质则是一天天缓慢但持续地释放，直到事故发生一个月后仍然没有结束。

　　对于遭到污染的海洋，科学家呼吁尽快对海洋生物进行监测，研究福岛附近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尽管有人认为这种监测将会非常困难。对于可能飘洋过海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的辐射羽流，一些国家的相关机构已经对其路径做出了预测，但英国《自然》杂志在2011年4月14日的社论中批评，日本拥有更多的数据，显然有能力做出更加精确的预测，但它却没有这样做。

　　四处扩散的核辐射也在普通人的心里投下巨大的阴影。有专家强调，目前的辐射十分微量，对人体健康并不会构成威胁。但南方周末记者多方采访发现，对于这一点，不同的辐射专家意见相左。根本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科学界缺乏微量辐射对人体影响的研究数据，因此很难给出定论。

　　美国国家科学院4月18至19日在芝加哥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设计研究方法来查明微量核辐射与癌症之间的关系。这次会议早在日本核危机出现前就已经被提出，原因是生活在核电站周围的美国居民长期对此抱有恐慌。

　　可靠数据极为匮乏

　　日常生活中，辐射会来自宇宙空间，也会来自地球内部。即使是人体自身，我们的骨头也在发出辐射。因而，完全避免辐射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平均每年会受到的辐射是2微西弗，这大约相当于做40次X光胸透所受到的辐射量。而某些特定的医学检查，比如胃部X光和CT检查，则会让人体受到3至4倍年平均量的辐射。

　　当人体暴露在辐射中时，细胞中的原子键可能被破坏，从而造成细胞死亡或者基因突变。而基因突变被认为是癌细胞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对于辐射的人体影响的认识大部分来自于广岛和长崎的核爆。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两枚核弹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上空引爆，造成大量伤亡。“两枚核弹所造成的健康影响的研究是重要的，因为研究对象包含了大量不同年龄的男性和女性幸存者，随访持续了超过60年，他们的辐射暴露剂量也是被仔细重建的。”在广岛的放射线影响研究所(RERF)任副主任医师的伊万·邓普(Evan Douple)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癌症的患病记录、肿瘤组织的记录、死亡证明以及医学检查共同构成了研究中的可靠资源。同时，仔细重建的身体放射量测定与生物剂量测定法结合，也成为研究中的可靠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使得科学家获得了世界上迄今最为可靠的辐射剂量与健康影响的对应关系。

　　邓普及其同事在最近出版的《灾难医学和公共卫生准备》“核准备”特刊中综述了过去六十多年的研究对此产生的认识。

　　但核爆中的辐射与当前福岛核事故的辐射的重要不同是，前者中人群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次性受到全身辐射，而后者的辐射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人吃下核污染的食物后还会从身体内部遭到辐射。因此，此前对于核爆造成的健康影响的研究于今天的情况有多大借鉴意义，科学家并不能确定。

　　与福岛事故更为接近的事件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但遗憾的是，科学界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人体影响缺乏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前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没有及早公布数据，而可靠的辐射暴露剂量测量又是外界很难获得的，也包括来自数个国家的科学家的研究没有得到很好地组织协调，或是研究经费不充足。

　　“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大部分研究都很不幸地没有完成。”哥伦比亚大学放射学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布伦纳(David Brenner)说。

　　另外，从科研上来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中广泛散播的放射性物质，尽管包含了大量的碘-131，但它们的剂量都太低了，科学家很难将其所引发的疾病从“背景诱因”所引发的疾病中分离出来。所谓“背景诱因”，包括诸如化学的、生活方式、遗传等因素。

　　与“背景诱因”相比，辐射只是一个弱的致癌物。“所以，即便你预测一个因切尔诺贝利事故而造成的全欧洲人的癌症死亡数，那个数字也会很小，极难测量。”邓普说，“因为诸如吸烟之类的混淆因素会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背景癌症’。”

　　有没有一个门槛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1990年曾经完成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显示生活在核电厂附近的居民的癌症发病率因为辐射而升高。现在，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想要利用20年来的科技进步对此重新做一次研究，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召开的会议便是为此设计研究方案。但许多科学家对这次会议并不乐观，认为会议不大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在科学界，对于低剂量辐射与癌症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放射毒理学家安东·布鲁克斯(Antone Brooks)认为，能够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辐射是有一个“门槛”的。“到达中国的放射性物质的量和辐射剂量都会非常小，对人群造成的健康影响是测量不到的。”布鲁克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生活在日本的人当然有更大的核暴露的可能性。”

　　但是，在他看来，只要在“门槛”之下，人体自身的DNA修复机制和选择性地让受损细胞自杀，能够很好地应对辐射对DNA的破坏。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在进化的历程中就生活在辐射的海洋里，身体知道如何处理低剂量(的辐射)。”

　　美国范德堡大学的医学教授约翰·布易士(John Boice)最近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可以拿一个低剂量，乘以数百万的人，然后得出风险预测。——我们说，不要这么做。不要把一个微小的剂量乘以数百万然后说会有几千人死亡。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误导性的、杞人忧天的。你所处理的(辐射量)比有证据表明会产生影响的辐射量低了好几个数量级。”

　　但布伦纳则持有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门槛”并不存在。在他看来，辐射破坏DNA，而哪怕是一个受损细胞，都有可能成为癌症的种子，癌症的发展可以历时数十年。

　　一方面，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整个反应堆的外壳损毁了，大火把堆芯的大部分送入了大气，与福岛事故非常不同。但他同时认为，科学家现在谈论福岛事故对人身体的现实影响“为时尚早”。“我们可能需要进行长期的健康研究，如果存在健康影响的话，它们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是不会显现出来的。”布伦纳说。

　　从对广岛和长崎核爆幸存者的研究来看，白血病的发病率确实是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而上升的。邓普也说，从放射线影响研究所的数据来看，发病率与辐射量呈线性关系，一直延伸到低剂量的范围。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主任比尔·摩根(Bil Morgan)也对《自然》杂志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DNA的修复机制不是100%完美的，即便是少量的辐射也会造成风险。他同时说，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存在“巨大的争论”。

　　什么是能够做的

　　2008年，发表在《欧洲癌症学报》上的一项对德国核电站的研究显示，生活在核电厂周围5千米范围内的五岁以下儿童患癌症的几率上升了47%。但作者并不认为核电厂周围的辐射剂量足以解释这一现象，而随后法国和英国的同类研究亦没有证实这一结果。现在，一些科学家认为应该继续此类研究。

　　对广岛和长崎核爆12万名幸存者的随访研究则发现，在1950年到2002年间有219个被核辐射的人死于白血病，但是其中实际上只有98例是由辐射引起的。

　　就福岛核事故来说，布伦纳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开始估算个体的辐射剂量”。而这也是现在科学家们面临巨大困难的一件事。在大地震和海啸所造成的一片残局中，进行这样的研究并不容易，切尔诺贝利的历史则在提醒他们这些基础数据的收集是何等重要。

　　日本核危机中，有少量的人受到了高剂量的辐射，这些人的状况已经被仔细记录，辐射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也在被细致调查。而大量受到微量辐射的人的健康影响，如果存在的话，在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里的问题是，这个人群的癌症发病率是否会上升。”布鲁克斯说。

　　“据我所知，日本政府、日本专家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正在商讨的问题就是，对于此次事件的潜在健康影响研究，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能够做的。”邓普说。

　　布鲁克斯和邓普都认为，福岛事故与癌症发病的联系将很难探测到。“很难取得统计学上的显著结果来显示100微西弗以下剂量的辐射对健康的影响。”邓普说。

　　“我预测这次事件中，日本人群的癌症发病情况将不会有可探知的增加。”布鲁克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