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每天，我们都要接触到数千种人造化学物质，其中有些甚至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身体之中，并且还要在我们的体内呆上数十年之久。但对于这些东西对人体健康到底有何影响，我们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著名女记者艾丽安·科恩决定大胆尝试一系列新型的血液检测手段，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一探究竟。

　　让我们先从坏消息开始：你的身边到处都是人造化学物质，其中有些还是有毒的。每天从早到晚，你都要暴露在这些物质的包围之中：首先是洗发水和剃须泡沫中含有的化合物会渗入你的皮肤细胞里；然后，在你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同时也喝下了溶解在其中的化学物质，它们是在开水接触到咖啡机的塑料内壁时混进来的；随后的一整天，你同样要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各种工业化学品，比如触摸各种各样的包装袋、走过喷洒了杀虫剂的草坪，或者是用不沾锅做晚餐。再低头仔细看看自己，你的皮肤所接触到的衣物和家具很可能也是经过了化学处理的，其中肯定少不了一些用来对付细菌、真菌或者是起到防水作用的化学成分。即使是到了晚上，你还是逃不出这个包围圈—你的床单八成也是经过阻燃处理的。在我们接触到的所有这些化学物质中，有些甚至会在我们的体内存留数十年之久。最近七八年涌现出的大量研究表明，从青少年性早熟到罹患癌症，很多人体健康问题可能都与我们周围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有关。美国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成员、自己也身患癌症的癌症研究人员大卫·塞尔旺-施莱伯去年曾在《纽约时报》上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境况做过一个大致的描述：“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常见类型的癌症的发病率出现了显著的快速上升。”他在文章中写道。1974年至今，白血病和脑部肿瘤在儿童中的发病率已经上升了28%。尽管在1976年之后，很多国家就已经着手对环境中的有毒物质加以控制，但从某种程度上看，那个时候也正是问题愈演愈烈的开始。美国当时建立了一套软弱的化学品检测和管控体系，却将所有在那之前生产的化学品都排除在了管制范围之外，不受其约束的化学品多达6万多种。当我们在32年后重新审视那时的情况时，塞尔旺-施莱伯认为，当初犯下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那时起就能有效减少人体与那些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其毒性的、普遍存在于现代环境中的化学致癌物质(比如杀虫剂、雌激素、苯、多氯联苯(PCB)、聚氯乙烯(PVC)以及用塑料容器加热液体时产生的双酚A，清洁产品中存在的烷基酚，化妆品和洗发水中的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和邻苯二甲酸酯等)的接触，肯定能对减少癌症风险起到正面的作用。”在今天美国登记在册的8.5万种工业化学品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彻底研究的。当然，这也不是说它们都会危害我们的性命。“从总体上看，人类的寿命还是在不断延长的，所以至少有些事情我们肯定是做对了。”新泽西大学罗格斯分校大学环境与职业卫生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主管布莱恩·巴克利说。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些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消息。首先，所有成年人的身体内都携带着数百种人工化学物质。其次，2004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的一份研究说：“很多合成化学物质都具有其自身的激素活性，”而人体激素紊乱很可能会导致多种疾病。第三，同样是这份研究还说道：“毫无疑问，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因素是人类疾病的决定性因素—与多数癌症中大约75%的患病病例有关。”为了进一步理清这种关联性，最近几年，科学家已经开始严格按照几十年来他们对环境进行检测时所采用的手段对人体摄入的化学物质进行检测。这门被称为生物学监测的新兴学科，正帮助我们慢慢理解充斥着化学品的世界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我自己是个好奇心极强的妄想狂，跟踪环境接触风险问题的研究也已经有好几年了。在这些年里，我对于自己的身体里究竟存在多少化学物质的好奇简直已经接近于病态。我能找到排除这些毒素的方法吗？我是不是早已深受其害无法自拔了？这些信息真的有用吗？无论结果如何，我决定要亲身尝试一下目前能找到的最全面的检测，在自己的身体里寻找答案。

　　2008年12月的一天，我躺在巴克利在罗格斯大学的实验室里的一张病床上。一位名叫罗莎琳德的护士用棉签为我的胳膊消毒，准备开始对我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血液检查。我的出现在实验室引起了一场风波，经过好一番周折他们才同意抽取我的血样进行检测，因为这么做其实是不符合标准程序的。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所要求进行的检测，首先，请你把实验室想象成是一家餐馆。我在这里总共点了150道大菜—基本上是菜单上的每样东西都来一份—而其中的每个项目都需要10～30个复杂的步骤才能完成。除了罗莎琳德，还有另外两名护士站在旁边，他们一页页地仔细察看着分别由Quest Diagnostics和Axys Analytical公司提供的操作说明，稍后这两家健康检测公司下属的实验室将负责对我的血样进行分析，看看里面是不是含有阻燃剂、杀虫剂、塑料和金属的成分。罗莎琳德拿起一根针头，另外两名护士则拿着一堆小瓶在旁边站好位置，准备用最快的速度用它们盛取从我的手臂中流出的血液。在我琢磨着这些血液能揭示出什么问题的时候，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了一幕小时候夏天常常出现的场景：我洗完澡后站在洗澡间里，妈妈在我的身上涂抹上厚厚的一层防晒霜，中间还要时不时地停下来，等待油腻腻的乳膏渗入到我的皮肤里去。然后她再取出另一个小瓶说：“闭上眼睛。”我就赶紧闭双眼、停止喘气，等妈妈为我从头到脚喷上一层驱虫喷雾。罗莎琳德大声说：“好了，女士们。现在我们要从病人身上抽出14大瓶的血了，这是安全极限允许的最大抽血量。”她抬头看着我说：“准备好了吗？”而这还只是我的试验的开始。我设计的这个试验模仿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所做的研究，该研究是美国所有关于人群接触工业化学品的信息的主要数据来源。上世纪70年代后期，疾控中心开始研究人体与重金属铅和镉接触的情况。以后，他们又开展了名为“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定期人口普查，从中得到的检测数据被用于从儿童生长发育情况到肥胖症统计的众多研究项目之中。从2001年开始，他们又推出了一项名为《人体接触环境化学物质全国报告》的调查，在即将公布的下一份报告中，将包括有228种最常见的环境毒素在美国流行情况的调查数据。相对于数千种批量生产的工业化学品而言，这个数字只是九牛一毛，但这已经是几十年来的一次重大进步了。想想看，当年我们的汽油里含有铅、墙壁里藏着石棉的时候，政府从没做过任何工作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否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在选择要进行检测的化学品时，疾控中心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刊登了一则通知，请科学家们对此提出建议。在收到大量建议之后，该中心通过进一步的筛选逐步缩小了待检测化学品的名单，最终从中选择出了应用最广泛、并最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检测对象。实际操作中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检测范围暂时还只能局限于这几百种化学物质。“你只能从一个人的身体上抽取几管血样，这就必然要对测试的数量造成限制。”疾控中心的科学副主管吉姆·普瑞科说。启动“全国健康和营养普查”后，疾控中心首先要利用电脑算法在美国全境挑选出15个县。在每个县，调查人员都要亲自登门造访800~1600名居民，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访问，并最终从中提取1/3的人—全国总共选取5000人左右—作为最后的调查样本。疾控中心要测量这些人的身高、体重、脂肪水平、血压、心率等身体健康数据，并对他们进行口腔卫生检查、骨骼扫描和视力测试。受试者还要填写一份关于饮食习惯、性生活和用药情况的问卷，当然也少不了留取大量的尿液和血液样本。检查的结果完全是匿名的，但每个受试者都会得到一份检测结果，还可以拨打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详细询问体检结果的含义。但是，除非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人出现在你家门口，否则任何人都是不可能主动申请参加这些测试的。直到近几年，化学接触检测还是只能在科研实验室里才能进行的高科技项目，但这些实验室通常只专注于某个特定家族的化学物质，使用的也是气体光谱分析和质谱分析等昂贵的检测手段。“以前，公共卫生团体和那些怀疑自己可能接触过杀虫剂或者其他化学品的普通人，是不可能轻易接受这样的检测的，因为没人会拿数十万美元去找实验室进行测试。”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医生社会责任组织的高级科学家、环境接触研究者迈克尔· 迈克凯利说。后来，相关的检测技术开始慢慢出现在一些专业的商业实验室里，但检测的价格仍然高得吓人。我这次所要进行的检测的总费用大概在4000美元以上，而这还是在Quest Diagnostics公司同意免费为我进行其中的大部血液分析的情况下。疾控中心的《人体接触环境化学物质全国报告》不会声明某种化学物质是有害的还是安全的。“这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巴克利说，“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人，还有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署会负责这项工作。当然还有一些流行病学家，以及像我们这样将一生时间都用来解释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的科研人员也会关注这样的问题。”自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第一份《环境接触报告》以来，对环境疾病与化学物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但这个领域仍很年轻，技术水平也比较有限，因此我所做的这些检测只能提供我体内存在的化学物质的原始数据，并不能告诉我诸如哪种化学品可能让我患上癌症之类的具体结论。因此，我还要自己召集一个专家团队—就是那些“用一生时间来解释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的人—来帮助我解释这些结果。

　　在我安排血液检测的后续工作的过程中，生物学监控这门学科的难度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研究人员已经揭开了很多有毒物质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性，而且还在不断发现更多的潜在威胁。但是，想要快速、准确地指出某一种化学物质与某一种具体的疾病之间的联系却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故意在测试对象身上下毒。想要在人体这样极其复杂的系统中证实某种因果关系显然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像胎儿在母体内接触到某种化学物质的情况，可能要一直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其中的危害才会显现出来。举例来说，有一项研究显示，在一片农业种植区生活的男人的生育能力比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要低40%。这种影响显然是由杀虫剂造成的，对吗？《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以此为例阐述说，上述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将化学物质与疾病联系起来的难度所在。“尽管这些新发现可能提供了一些线索，却并不能直接证明化学物质造成影响的机理。研究人员写道，“这就留下了一个疑问：该研究所检测的化学物质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吗？抑或它们只是充当了某些其他化学物质或者某种生活习惯的替罪羊？”

　　“你在这里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明确的证据，”巴克利说，“真正确凿的证据通常只会出现在职业污染的病例中，比如说某个工厂里很大比例的工人都患上了肺癌之类的。而对于其他情况，我们只能靠估计或者推测。”至于对产品安全性所进行的检测，其实也远远要比你想象中的少得多。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要求所有药品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但对于化妆品市场，管理却要松散得多，化妆品制造商会在其行业组织化妆品成分审查委员会的监控下，通过动物试验对产品是否会引发皮疹或过敏反应进行一些测试，但这样的测试其实并不是强制性的。对于化妆品和普通产品，很少甚至根本就不会有人对其长期的健康影响进行检测，就更不用说它们对胎儿造成的潜在影响了。你觉得那些空气清新剂、清洁产品和香水的喷雾都是用你能呼吸的空气喷射出来的吗？从来没人对此进行过检测。即使有证据表明一种化学物质是有害的，想要将其从市场上清除出去也是很难的。目前的管理体系对待化学品的方式和司法体系对待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十分相似：在证实其有罪之前，嫌疑人始终都是清白的，而且必须要对它们逐个进行单独核查。“化学品管理政策要逐个处理每一种化学物质，而不是同属于一个家族的所有化学物质，”迈克凯利说。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禁用某种具有潜在危害的化学物质的效率，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一个分子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那么与其相似的同族物质很可能也会具有类似的影响。“同族物质中的每一个都被看作不同的化学物质分别对待，因此要禁止整个家族，走法律程序的话可能就需要花上10年的时间。”他说。我终于收到了检测结果，但它可能是我收到过的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封信件了。我本以为撕开信封之后看到的会是一份像是平常从医生那里得到的血液化验单，上面应该有一些小图标告诉我胆固醇水平很正常之类的信息。但让我备感意外的是，在苦苦等待了4个月的时间之后，我拿到的是6张单独的表格，而上面写的尽是些“2,3,7,8-TCDD UN 3373 L12090-1 WG27842 30.8g (wet) pg/g (wet weight basis) <.0065 spiked matrix WG27842-102 % Recov 78.3”之类的东西，在我看来完全就像天书一样。我的翻译团队由3名专家组成，除了前面提到的迈克凯利和巴克利，还有来自纽约的西奈山儿童环境健康和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里欧·卓瑟德，他同时还是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全国儿童研究”项目的调查官，该项目致力于为最容易受到化学品影响的儿童建立一套环境接触安全标准。我第一个就给卓瑟德打了电话。当我在电话里念出检测结果上第一行不知所云的东西时，他立刻笑了起来。“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说，“TCDD是四氯二苯并-P-二恶英的缩写，它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我还得先知道标准值是多少才行。”我在最新版的“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找到参考标准之后又给他打了电话。在过了一遍单子上的所有检测结果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我的体内充满了化学物质。我体内的二恶英和呋喃—通常是由制造业和焚烧垃圾所产生的有毒化学物质—水平高于人群平均值。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排放的此类化学物已经减少了80%，但它们仍然大量存在于我的体内，因为二恶英类物质一经接触就很难自然消除。人体会将二恶英储存在脂肪细胞中，偶尔还会将其释放到血液中，让这种化学物质得以循环到身体各处。这些物质与生殖功能障碍、癌症和其他很多疾病有关。我体内的多环芳烃—燃烧不完全的产物，经常存在于炉子和烧焦的肉类中—水平处于人群正常水平。此类物质中有些被美国环保局归为可疑致癌物，它们会在人体内停留25年，但科学家目前还不清楚与之接触到什么程度、接触多长时间才会导致患病。我体内还含有高于常见水平的不粘锅涂层(特富龙之类的东西)的残留物，特别是其中有一种叫做全氟辛酸胺(PFOA)的物质是与癌症相关的。“初步研究显示，即使是最低水平的接触也会造成问题。”卓瑟德说。我的硝酸盐水平很高。“这主要来自于经过加工的肉类食品，也与癌症风险相关。”巴克利说。我与塑料和邻苯二甲酸盐的接触程度处于常见水平，后者作为一种增塑剂，主要用来增加塑料和乙烯产品的柔软性、以及乳膏和洗涤剂的稳定性。“这些东西到处都是。”迈克凯利说。邻苯二甲酸盐与生殖功能障碍相关，但还不清楚什么程度的接触是安全的。最后是臭名昭著的双酚A(BPA)，这种在塑料和石膏中发现的雌激素类化合物这两年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新闻中，所幸在我体内的存量还处于平均水平。每次喝装在塑料水壶中的水时，双酚A就会进入我的体内—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这样喝水，那时我每天会进行5个小时的游泳训练。最后的结论很难让人感觉舒服。“核心信息是我们都会接触到周围环境中种类繁多的化学物质，就像你一样。”卓瑟德说，“我们手里所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担心了，但更让人担心的还是那些目前我们还不了解的情况。”我花了几天时间去破译这晦涩难懂的表格，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一个发现让我感到些许安慰：检测表明，我的体内没有大多数常见杀虫剂、防霉剂和金属的残留，这些都是很可能在室外活动中被吸入体内的物质。事实上，除了二恶英和呋喃这些我在几十年前就吸入到体内的东西之外，我体内的大多数化学物质都是在室内接触到的—这意味情况可能要比我想象的更容易得到控制。“在室内，只要很少量的接触就能在人体中留下痕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球环境卫生教授柯克·史密斯说，他还教给我一个“1000准则”：在室内环境中，任何东西被吸入人体的可能性都要比在室外高出1000倍。在未来10年中，随着化学接触检测费用的不断下降，可能会有更多的普通消费者接触到它。但这样的检测真的有价值吗？卓瑟德持否定态度，他觉得与其做这些测试，还不如多花些心思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不建议人们随便进行身体化学成分检查。”他说。这不但价格昂贵，还要刺破身体，而且到目前为止，此类检查所产生结果其实并不能提出什么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东西。“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你应该有意识地减少接触。”这就意味着，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地避免接触可疑的化学物质。眼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恐怕也就只有这些了。在目前美国政府登记在册的8.5万种化学品的基础上，每年还会新增大约1000种新物质。非营利性的监督组织环境工作组负责科研工作的副主席简·霍利安去年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现在的企业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个人护理产品中使用几乎任何成分，却完全不需要提交任何安全证明。” 霍利安要求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担负起监管化妆品安全的职责，对成品及其组成成分进行登记和检测，并将公共卫生伤害报告列为强制项目，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其安全性的要求—这些其实都是该局目前对杀虫剂和食品添加剂所采取的监管标准。修改《有害物质控制法》的进程也在准备之中，它应该像欧盟的相关管理规定看齐，允许对整个家族的化学物质实施禁令。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儿童安全化学品法案》，它将为美国环保局赋予更大的权力，在婴儿产品上市之前对其进行安全检测。当然，管理手段上的所有新尝试都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现实：我们已经不可能退回到一个没有化学污染的世界了，我们走得太远了。“在你的血液或者是组织中出现工业化学品肯定是不正常的，”迈克凯利说，“我们的祖父那一辈人的体内就从没有过这样的东西。”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这种现状是由我们所生活的化学环境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正常状态。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在这种现状下，究竟什么样才算是比较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