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心脏性猝死的病人，生前都不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病，有些人只被查出有糖尿病、高血压等问题。甚至有些病人，尸检都查不出究竟他们心脏哪个部分出现了问题。”

　　王女士患有一种名为QT综合征的罕见家族式心律失常遗传病。她原本有一个13岁的女儿和一个8岁的儿子，但是，就在去年的一天，女儿在课堂上突然昏倒后，不幸猝死。失去爱女的王女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带儿子到医院就诊，8岁的儿子也被确诊为患有这种疾病。

　　为了不再失去年幼的儿子，王女士决定带儿子到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进行深入治疗。但当他们到了北京，还没来得及到医院看病时，儿子就在在颐和园玩耍的时候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幸好孩子的妈妈掌握了一定的救治方法，抢救及时。”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华伟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他经历过很多类似的病例，但是都没有这个男孩幸运。“猝死的发生，必须在4、5分钟内实施抢救，不然存活的几率非常小。当时，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经医生的检查，确诊为长QT综合征，在我们的建议下，她的儿子装上了埋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

　　“由于各种心脏原因，没有人为或外伤的因素，不可预料的突然死亡。这样的疾病统称为心脏性猝死。目前，除了一些严重心脏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就是猝死以外，一些心脏性猝死的病人，生前都不知道自己患有心脏病，有些人只被查出有糖尿病、高血压等问题。甚至有些病人，尸检都查不出究竟他们心脏哪个部分出现了问题。因此，由于发病机制上认识的困难，心脏性猝死的防治成为21世纪国际医学界要研究和攻克的一个难题。”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张澍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

　　近期，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就发表了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华伟教授等人作出的中国最新心脏性猝死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们之所以作这样一个调查就是想引起大家对于这种疾病的重视。近几年，马季、高秀敏、侯耀文……一些明星的突然离世，让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对这些灿烂生命的惋惜，但是有多少人想过他们离去的背后所隐藏的事实：心脏性猝死？” 华伟说，根据他们的调查，以我国13亿人口推算，每年心脏性猝死总人数高达54.4万例，位居全球各国之首。

　　华伟告诉记者，在美国考察时他了解到，以冠心病为首的心脏性猝死在美国曾被称为“男性第一杀手”和“女性第三杀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仅在2009年过去的这几个月里，美国就有新增的冠心病患者785000人，每25秒就会发生一起因冠心病引发的心脏性猝死病例。美国很早就有专门的医疗部门开始作心脏性猝死的流行病调查。但是，我们国家一直没有这样的数据，对这个病的认识还很不足。

　　“这种疾病一旦发生，患者存活的几率非常小。在国外，存活的几率只有5%到10%，而在我们国家可能连1%都不到。如果要深入研究一种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是非常必要的手段，可以了解一种疾病的分布和决定因素。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提出合理的预防保健对策和健康服务措施。”张澍说。

　　在阜外医院病例中，因为心脏病而猝死的人数一直在上升，每年植入心脏除颤器病人的比例也有上升，来这里看心血管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张澍说，这与病人就诊意识提高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患带有心脏性猝死风险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华伟教授和张澍教授牵头，在与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的合作下，他们从2005年开始进行了我国心脏性猝死流行病学的调查。

　　华伟教授介绍说，收集病例的工作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为时一年。他们分别在北京、广州、新疆克拉玛依三个城市的人口以及山西省盂县农村人口中进行抽样调查。

　　“考虑到对当地社区情况最为了解的应该是医疗部门和派出所，因此我们找到这些机构，把当地的死亡档案全部收集上来。其实，如果要作最为全面的统计应该进行更大范围的取样，但受经费等因素的影响，这次我们只能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方法选取小范围的样本。北京、广州、新疆、山西分别代表北方、南方、西部、中部，同时也代表城市、农村、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调查结果相对具有代表性。”华伟说，之后，工作人员把这些死亡档案中全部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统计出来，专业人员再根据这些报告，筛查其中的心脏性猝死案例。在统计的一段时间内，派出所接收到的任何死亡的信息，也会在第一时间送到调查组手中。

　　“美国的研究人员对我们的方法是认同的。”张澍说，“将来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们应该还会再作工人、渔民、农民等人群的调查。因为，以前的研究就发现有些地区渔民中发生心脏性猝死的案例非常少，但是原因却不是很清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调查数据进行更多的研究。”

　　经过一年的跟踪调查，调查组总共收集了四个地区共2983例死亡档案，筛选并核实出心脏性猝死者284例，发生率平均为每10万人41.84例。在这四个地区中，北京市心脏性猝死占比最高，达到13.4%，其他依次为广州市8.5%、克拉玛依市8.3%、山西盂县7.7%。

　　张澍说：“根据这个调查，我们发现中国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很多，过去，发达国家情况比我们还要严重，但是，现在美国每年相关案例只有40万，而我国已经达到每年54万。并且，这些案例大多集中在城市。”

　　这次调查也显示我国男性比女性的心脏性猝死比例略高一点，男性154例，女性130例。在美国，男性猝死率是女性的2到4倍。这是因为男性与女性的应激水平不同，所以心脏病患者一般男性居多。张澍解释说：“在冠心病发病年龄上，根据以前的统计，女性要比男性晚十几年。但是，目前这个时间差距也在逐年缩小，因为女性在社会上承担起了较以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

　　此外，虽然这次调查的死亡病例主要还是老年人，但从专家门诊的情况显示，心脏性猝死患者的年龄有年年下降的趋势，中青年心脏性猝死的风险也有所提高。张澍说，“我们此次调查的取样范围还是很小，因此没有充分反映这样的趋势。但是中青年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精神压力大，心脏性猝死的威胁不容忽视。”

　　张澍介绍，最常见的是冠心病导致猝死，占心脏性猝死的70%~80%，它的直接原因是心律失常，心跳时快时慢，导致心脏骤停。以往的研究显示，吸烟者的冠心病发病率较不吸烟者高3.6倍，吸烟与其他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胆固醇有协同作用，可以使冠心病的发病危险性成倍增加。因此，戒烟是预防猝死的重要方面。但冠心病的发病原因在最近几年有所变化，这主要是由于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精神普遍紧张、压力大引起的。

　　“心脏性猝死通常从发病到死亡发生在一小时之内，往往发病以后很难进行抢救。”华伟说，在国外，发生心脏骤停的病人送到医院抢救的成功率不到5%，所以很多消防队员、警察等都必须接受心肺复苏的训练，但依然收效甚微。因此，国际上都在进行各种研究，希望对这种疾病有更多的认识，提高人们对它的预防。

　　张澍介绍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公共场合必须安装AED(体外除颤器)，它是在心脏骤停发生时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对病人心脏进行电击，恢复心脏跳动规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电台专门就AED发表演说，表示AED可以挽救千万人生命，使得心脏骤停的人劫后余生，当病人在1分钟内接受电击除颤，存活机会达到90%；此外，他们还要求，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必须包含ICD(体内除颤器)。这是一个像火柴盒样的装置，通常被埋入心脏一边胸部皮下，一根长约60厘米的细金属导线被接到心脏上。一旦患者发生室速室颤，这台机器会自动识别，然后自动放电除颤，以最快的速度拯救患者的生命，成功率在95%以上；而一旦在医院检查出来是心脏性猝死高危人群，就必须安装ICD。国外心脏性猝死人数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少，主要是这三个政策实施的结果。

　　张澍说：“在美国，所有公共场所都安装了AED，但是国内只在机场有。实际上AED应该像灭火器一样，普及到所有公共场所。目前在我国，高危人群被确诊后也通常会被建议植入ICD进行干预，但由于医保不对这样的手术进行报销，接近10万元的高昂价格使很多患者望而却步。”美国每年被植入病人体内的埋藏式除颤器有20多万台，我们国家一年植入量不到1000台。由于国内植入除颤器的手术太少，导致掌握相应技术的医生也很少。

　　张澍告诉《北京科技报》，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心肺复苏的培训和AED等设施的使用是经过立法的，公民必须全部接受培训。曾经就有一个案例，在中国举行的马拉松比赛中，一名中国选手倒地，国人都手足无措，而是一个外国人上前做心脏按压。

　　“我们将来呼吁的口号就是，心脏猝死可防可治。”张澍说，美国心脏学会等机构联合发表的年度报告显示，从1999年至2006年，美国心脏病死亡率下降了30.7%，提前4年完成了到2010年将心脏病死亡率降低25%的目标。我相信只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也能做到。”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静惟告诉记者，人们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如果觉得身体哪个部位不舒服就应该到医院做专项检查。40岁以后的人更应注意心脏方面的问题，定期地去做检查。现在体检也越来越细化，有一些针对特殊年龄特殊疾病的检查。有心脏病、经过心脏骤停抢救、患严重心律失常|、发生过心肌梗死、心功能差或者有心脏病家族病史等的高危人群，更要对自己格外注意。

　　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滕一星也表示，人们应注意平衡膳食，用餐不宜过饱，防止肥胖，避免精神过度紧张。因为精神紧张易使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担，诱发心律失常。

　　张澍说：“我们正在和美国心脏病协会合作成立一个心脏急救培训中心，培训具有心脏复苏技术的专业人员。目前，参加培训的，不仅仅是医疗人员，更多的是社会人员，比如说一些经常陪伴老人的、家里有严重心脏病的，航空人员、教师、消防人员、社区医疗人员等等。这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必须经过正确的操作才能达到有效的复苏，在关键时刻挽救心脏骤停者的生命。”

　　华伟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这次调查主要的作用是了解了我们国家关于心脏性猝死的总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地区、收入等情况下，差异不是很大。他说，“比方说，农村发病率比城市低，但是医疗水平比较差，导致死亡率也比较高，因此总体差异不是很大。”他表示，将来的研究会更加细致，进行一些更具体的比较，比如城市与农村情况的比较，不同年龄、职业的比较等等。“我们希望，这样的调查最终能够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在相关医疗制度的改革、政策制定上给予帮助，让更多人的健康得到保障，这才是这个调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