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垃圾焚烧产业发展迅速。虽然2009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由于我国城市垃圾的快速增长以及土地资源的紧缺，传统填埋方式难以支撑，垃圾焚烧势在必行。如何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减少塑料垃圾燃烧，以及改进焚烧技术以减少污染排放，才是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

　　本报记者 左永刚报道 　

　　南充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获四川省发改委核准，天津滨海新区汉沽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工程进展顺利，大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工在即，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年内开建……近一段时间各地不断传来垃圾焚烧项目建设的消息，加上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政府支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政策导向正逐渐清晰。

　　垃圾污染是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面临的一大“恶疾”。相关资料显示，全世界每年约产生城市生活垃圾12亿吨，而我国每年产生的垃圾在1亿吨以上，且增长迅速。1981年我国垃圾清运量约3000万吨，2008年达到1.54亿吨，而1.54亿吨垃圾只是655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如果算上2000多个县城、2万多个中心城镇，我国每年产生的垃圾总量超过2.5亿吨，这还不包括农村，垃圾的产生量和增速可想而知。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主要采用填埋、焚烧、堆肥3种方法。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占总量的62%，其中卫生填埋占81%，焚烧约占16%，堆肥约占3%。垃圾填埋场散发出来的臭气、焚烧垃圾排放的二口恶英等污染物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2009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周边居民的反对，致使一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暂时搁浅。那么，在许多国家取得良好效果的垃圾焚烧为何在我国引起如此大的争议？3种垃圾处理方式，究竟哪种更适合中国？相关各方的态度，或许会影响到垃圾焚烧产业前景和城市社会的居住环境。

　　支持者：垃圾焚烧是目前最佳处理方法

　　垃圾焚烧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垃圾焚烧是面对土地资源紧张的无奈选择，也是目前最佳的处理方法。目前很多人对于二口恶英的认识存在误区，现有技术对二口恶英排放量的控制已经达标。

　　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到当地居民反对之后，垃圾焚烧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作为垃圾焚烧的支持者，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聂永丰认为，对于垃圾处理需要明确3个问题：第一，目前存在的填埋、焚烧、堆肥3种方法都不可能达到对垃圾的绝对无害化处理；第二，基于上述前提，需要制定优先选择方法；第三，当前如果继续大量采用垃圾填埋的方法，填埋用地需求已经让快速发展的城市不堪重负，土地资源紧缺造成这一方法难以为继，采用垃圾焚烧处理也是无奈的选择。

　　经常深入垃圾处理厂的聂永丰告诉记者，垃圾填埋会产生臭味，还会产生甲烷气体，甲烷的温室效应是垃圾焚烧所产生二氧化碳的21倍。“综合上述各种因素考虑，我认为，垃圾焚烧是相对较好的选择。”聂永丰说。

　　关于二口恶英污染问题，聂永丰表示，现有垃圾焚烧发电厂都达到了我国和欧洲的排放标准要求，二口恶英的排放在控制范围之内。“其实，目前很多人认识有误区，科学研究表明，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人体当中的二口恶英有97%－98%是通过食物摄入的，而空气吸入和皮肤吸附的数量只有1%－2%。所以，国外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主要是控制二口恶英的排放，要求达到每立方米0.1纳克毒性当量”。

　　据聂永丰介绍，目前国内处理的探索与实践有不少已运行或者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企业纷纷投身于这一行业主要是因为垃圾焚烧发电作为各级政府的公益类项目，风险比较低。这是许多民营资本争相投资的原因所在。当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投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也是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项目本身的公益性。

　　垃圾填埋由于土地资源紧张已难以为继，焚烧则可以大大减少垃圾填埋占用土地。因此，垃圾处理方法取决于国情，取决于各地实际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垃圾产生量也大幅增长。相关统计表明，我国垃圾积累量超过60亿吨，占用土地80多万亩。在北京，80%的城市垃圾通过填埋处理，每年要用掉500亩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认为，垃圾处理已成为城市环境危机爆发的“火山口”，垃圾填埋所带来的土地危机不容小视。

　　周宏春解释说，在填埋、焚烧、堆肥3种垃圾处理方式中，由于我国城市垃圾所含有机质不高，因此堆肥的意义不大。填埋同样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土地资源尤其是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不可能有大量的土地用来填埋垃圾。而如果采取焚烧的处理方法，经过焚烧的垃圾体积是原来的1／5，重量是原来的1／15。

　　对于去年年底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到当地居民反对情况一事，周宏春认为，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二口恶英，但仔细研究背后原因会发现，还是因为土地问题。据了解，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划所用土地很早就定下来了，但是因为城市居住用地不断扩张，原本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用地被批准为建筑用地，结果导致垃圾焚烧发电厂距离居民区太近。这实质上还是土地紧缺问题。因此，选择哪一种垃圾处理方法要取决于国情，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

　　据周宏春介绍，在美国也有一些民众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但这背后另有原因。美国平均每1000人拥有一个垃圾焚烧厂，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民众希望减少垃圾焚烧厂；而中国平均10万人拥有一个垃圾焚烧厂，而且中国的垃圾总量增速远大于美国。

　　对于人们担心的二口恶英问题，周宏春表示，现有技术完全可以控制二口恶英的排放量，焚烧炉的温度高于850℃，就不会产生二口恶英。另外，为了降低二口恶英排放量，可以添加柴油、煤等助烧燃料。就目前来看，国内外的垃圾焚烧技术基本上都能达到这样的要求。

　　反对者：垃圾焚烧导致二次污染

　　垃圾焚烧的反对者认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放在居民“后院”，不仅其臭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焚烧产生的一级致癌物二口恶英也成为人们的心头之患。此外，垃圾焚烧二次污染不可避免，盲目购买大批垃圾焚烧炉，是不负责任的。

　　2009年，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周边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口恶英等有害气体，导致人们视垃圾焚烧项目为“灾难”；第二，由于城市发展过快，当初垃圾焚烧项目规划用地距离居民区太近，垃圾产生的臭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退休前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垃圾处理问题，是国内反对垃圾焚烧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章元表示，从科学角度分析，垃圾焚烧实质上就是把垃圾从固态变成气态，表面上固体垃圾减量了，其实这是假象。1吨的垃圾焚烧后会转变成4000－7000立方米的气体排放到空气中，这些气体有一部分在空气中被降解，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包括二口恶英和几十种有害气体是无法降解的。这些气体吸附在颗粒物上，受地球引力影响又回到地面，在空气和土壤里聚集。它会波及到全世界，离得越近的地方受影响越严重。

　　赵章元认为，垃圾焚烧的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口恶英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排放控制得多好，它总会产生。二口恶英的半衰期很长，基本可视为不降解。它在人体里累积得越来越多，迟早会导致疾病。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日本，垃圾焚烧炉周围的居民区都出现了癌症高发区。

　　另外，垃圾焚烧还会产生二次污染，主要是垃圾焚烧后产生大量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在大气中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形成硫酸或硝酸气溶胶，或为云、雨、雪、雾捕捉吸收，降到地面成为酸雨，会对生物造成很大危害，而目前国内的科技还达不到对二次污染合理处理的要求。

　　赵章元表示，如果我国将垃圾严格分类，许多垃圾如纸张、塑料、餐厨有机物等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垃圾减量后污染危害必然会减少。另外，只要不烧塑料，二口恶英的产生就少了，二口恶英就是燃烧塑料类氯化物而来的。所以，只要做好回收，可燃烧垃圾减少了，危害也会减少。

　　企业：不应将垃圾焚烧“妖魔化”

　　垃圾焚烧企业则认为，垃圾焚烧被“妖魔化”，二口恶英排放量已经能控制。

　　面对质疑，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坚表示，人们反对垃圾焚烧是因为对垃圾焚烧存在误解，不应把垃圾焚烧被“妖魔化”。

　　据金坚介绍，采用先进的焚烧技术，优化焚烧工艺、降低废弃物焚烧过程中的二口恶英产生量是确保焚烧系统烟气排放达标的首要任务。目前的技术完全可以降低二口恶英排放。

　　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采用硫基和钙基化合物在流化床焚烧垃圾时掺混其中，可有效实现二口恶英排放控制，减排率可达到80%－90%以上。2000年之后，日本新建垃圾焚烧厂中约70%、美国约50%都采用了循环流化床技术，主要原因还是其环保性能。采用循环流化床技术，垃圾从进料至点燃时间只需要几秒，因此加温段不可能产生二口恶英类物质。

　　链 接

　　生活垃圾处理政策逐渐清晰标准更细化

　　本报记者 左永刚报道 　

　　今年5月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指南》总则第一条明确“生活垃圾处理应以保障公共环境卫生和人体健康、防止环境污染为宗旨”。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聂永丰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指南》的 发布肯定了垃圾焚烧处理方式，国家的态度是明朗的。

　　《指南》对垃圾焚烧技术的适用性、垃圾焚烧厂建设技术要求及运行监管要求等作了详细规定。《指南》指出，焚烧处理设施占地较省，稳定化迅速，减量效果明显，臭味控制相对容易，焚烧余热可以利用；焚烧处理技术较复杂，对运行操作人员素质和运行监管水平要求较高，建设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生活垃圾热值满足要求的地区，可采用焚烧处理技术；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处理焚烧烟气，并妥善处置焚烧炉渣和飞灰。

　　聂永丰认为，对于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不仅政策更加清晰，而且技术标准也更加具体化。

　　为了确保降低垃圾焚烧的二次污染，《指南》特别指出，生活垃圾焚烧过程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烟气中二口恶英的排放，具体措施包括：严格控制燃烧室内焚烧烟气的温度、停留时间与气流扰动工况；减少烟气在200℃－500℃温度区的滞留时间；设置活性炭粉等吸附剂喷入装置，去除烟气中的二口恶英和重金属。生活垃圾在焚烧炉内应得到充分燃烧，二次燃烧室内的烟气在不低于850℃的条件下滞留时间不低于两秒，焚烧炉渣热灼减率应控制在5%以内。

　　对于垃圾焚烧厂的监管，《指南》要求，应实现焚烧炉运行状况在线监测，监测项目至少包括焚烧炉燃烧温度、炉膛压力、烟气出口氧气含量和一氧化碳含量，应在显著位置设立标牌，自动显示焚烧炉运行工况的主要参数和烟气主要污染物的在线监测数据。当生活垃圾燃烧工况不稳定、生活垃圾焚烧炉炉膛温度无法保持在850℃以上时，应使用助燃器助燃。相关部门要组织对垃圾焚烧厂二口恶英排放定期检测和不定期抽检。

　　对此，聂永丰表示，规范市场和检测监督，政府应该发挥主要作用，而且应该形成一个长效监督机制。另外，垃圾焚烧企业也应该建立行业自律组织。

　　发达国家对垃圾焚烧处理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的进步， 一些国家对垃圾焚烧厂实施了大规模的调整改造，以更高的环保标准改造原有的垃圾焚烧厂，使垃圾焚烧厂向规模化、大型化方向发展。据统计，目前约在35个国家和地区建有2000多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主要分布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日本：日本是运用焚烧技术处理生活垃圾比例较高的国家，78%的生活垃圾是通过焚烧处理。据日本国立环境研究院发表的《日本废弃物焚烧技术发展报告》，近年来日本垃圾焚烧厂数量减少了302座，降幅为18%；焚烧处理量增长了270万吨，增幅为7.2%。垃圾焚烧厂数量减少而垃圾焚烧处理量不减反增是日本近年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结果。

　　新加坡：新加坡三面环海，人多地少，垃圾处理设施体系由4座垃圾焚烧厂和1座垃圾填埋场组成。在垃圾处理方面，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发展与维持足够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以焚烧处理全部可燃垃圾；发展与维持足够的垃圾填埋能力以处理全部不可燃垃圾与焚烧残渣。大士南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新加坡的第四座焚烧厂，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焚烧厂，总投资9亿新加坡元，共有6条日处理量720吨的焚烧线，采用马丁炉排，配置2台66兆瓦发电机组。实马高垃圾埋置场日处理量为2000吨左右，主要填埋新加坡4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后的灰烬，以及不可焚烧的工业、建筑废料。

　　法国：在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畔，建有一座将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产生热和电能的新型垃圾焚烧厂，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12.3万吨。该垃圾焚烧厂的蒸汽设备每年可以为城市2.38万居民提供照明，并为7700多户居民供暖。此外，在保护环境方面，使用垃圾代替当地稀缺的化石燃料，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据估算，通过焚烧垃圾供暖供电，该地区每年可以减少1.9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瑞典：在瑞典，8%的垃圾分类回收到工厂(即塑料瓶回收到塑料厂，玻璃瓶回收到玻璃厂等)，3%的垃圾可以直接拉到填埋场，其他49%的垃圾都是送到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或送到生物燃气公司作生产生物燃气的原料。瑞典每年焚烧450万吨垃圾。在林雪平地区，垃圾焚烧炉的位置离居民区只有500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