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依旧，年年人名不同。这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亲人的伤痛，更是科技界的遗憾。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重现先辈的风骨，既是缅怀，也是为了不应逝去的精神。科学家可以成为孤例，而他们的风骨不该成为孤本。但愿重温他们的故事，能再一次唤起更多的科学精神守护者。

　　妙手仁心济苍生——缅怀吴阶平院士

　　本报记者  高博

　　多希望，遇见的每个医生都像您。可惜您在一个月前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您治愈的无数病人。您走得想必很安心，因为您一生无负良医的使命。

　　为许多大人物看过病，让您名扬四海；而对待素不相识的平民患者，您同样尽心尽力，从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是您最值得尊敬的品质。

　　您的一位学生告诉我们，文革期间有一家3个孩子来看病，年事已高的您亲自指导治疗，治好了他们，一直到他们结婚生子，您还和这3个孩子保持联系。

　　七十年的医疗实践中，对病人您像春风一样温暖。您曾不厌其烦地教慢性前列腺炎病人正确使用热水盆，您认为病人不理解医疗设施的用途，会带来意料不到的麻烦。您主张医生说话要让病人听懂，这是兼具智慧和品德的医生才能做到的。

　　出众的医德来自于您的善良和责任心。您曾回忆说，自己从小不懂得刻苦用功，读书全凭兴趣。直到协和大学三年级时实习，看到患者求医若渴，才担心：“什么都不会，怎么给人看病啊！”从此开始六十年孜孜不倦的医学攻关。

　　您一生可被记录的事情太多，一位传记作家评论说，您在医学方面的每一个成就都开创了中国的先河。不必一一列举您的学术成就。单说您1949年在北医第一附属医院以三张病床专门收治泌尿外科患者，新中国泌尿外科事业由此起步；1959年在北京医院正式成立泌尿外科专科病房，中国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由此产生。

　　上个月您的追悼会上，有几位古稀老人，是您的学生。回忆起您的言传身教，他们依然为之感动。

　　有一次，您的学生在看病时有所疏忽，你教育他说：“病人把生命交给你，你就得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来不得半点虚假。”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年轻大夫跟随您学习一年后离开了北京，之后您不仅亲自写信，介绍他去几个有名的学府里参观学习，还给他抄写了一些国外的最新资料手册，亲自到邮局包装寄给他。您在信里说：“我让你多方面了解一些知识，便于你临床工作上处理问题。”

　　您的愿望很简单，让天下的良医更多，顽疾更少。

　　您高寿仙逝，世上少了一位良医和良师。但在您的身后，不仅仅是以您名字命名的医学基金和泌尿外科中心，您留下的美誉，更是医学界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生伟业报家国——缅怀钱伟长院士

　　本报记者 高博

　　科学强国是您的伟愿，跨界创新是您的长项。八个月前，您远离了上海大学热爱您的学生，远离了由您参与奠基的中国力学界，七十年不懈的征途上，留下了一段闪耀智慧光芒的世纪传奇。

　　都知道您早慧于文史，考入清华时一篇赋文拿了满分，历史也考满分。可数理化和英文的入学成绩，加起来才有25分。谁也料想不到您日后就会成为科学家中的佼佼者。

　　您入学后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了科学救国，您决定弃文学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您从头学起，一年后数理化三门课程都考出了70分以上，成功转系。

　　在吴有训、叶企孙等名师的辅助下，您在清华和西南联大飞速进步。抗战爆发，您几经周折，赴北美留学。您的力学研究在那里大有斩获，事业如日中天。一待抗战胜利，您马上回国。“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务呢？”

　　您回到了凋敝的清华母校，并且在之后的岁月中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殚精竭虑。您在力学领域获得一个又一个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您还参与到制定中国自然科学规划的工作中，为许多领域的奠基事业付出心血。

　　谁能想到，对高校办学思路的不同意见，给您惹来横祸，“反右”之后您受到二十年不公正的对待。可您顽强地继续着工作，在一切允许的情况下施展才华。您总结说：“我没有专业，我以国家需要为专业。”

　　您不仅继续自己的“地下”力学研究，而且还干了许多和力学不相干的事情。您为建筑业和国防制造提供咨询；您研究坦克电池；在工厂劳动时您还设计建成了液压机；您甚至发明了汉字计算机编码。有人戏称您为“万能科学家”。

　　在政治桎梏卸下后，您不仅继续在力学上有所建树，而且还挑起了教育的重担，担任上海大学的校长。您提出了开放的办学原则，设置了新式的高教体系，甚至亲自画出了新校区的草图。

　　您被称为“义务校长”，因为您没领过校长的工资，也没有享受过校长的福利，倾心只为培养出新一代的创新人才。

　　70多年来，无论是从事任何工作，您的原则只有一个——希望国家强大。您曾说：“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这正是您一生奉行的箴言，也是您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诲。

　　两弹一“星”耀中华——缅怀朱光亚院士

　　本报记者  付毅飞

　　一个多月前，您在一场悄然而至的春雪中，静静地离我们而去。

　　然而，有谁会忘记您创下的传奇功勋？

　　半个世纪以来，您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您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您都起到了主导作用，是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6年8月，不满22岁的您，怀揣着制造原子弹的梦想越洋赴美。尽管残酷的现实打碎了您的梦想，但您仍然不离不弃、刻苦钻研，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奠定了基础。

　　几年后，是您在《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呐喊：“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文明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感人肺腑的话语，让更多海外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上世纪60年代，当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技术以后，是您主持起草了“两个纲领性文件”，指引我国核武器研制走上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并最终点燃了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

　　20世纪80年代，核武器技术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是您高瞻远瞩，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除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您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课题工作。此外，您积极参与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这些辉煌成就相比，您的为人却是那么低调谦和，正如您的子女所回忆，多年来，您一直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以行动来影响与感召周围的人。

　　很少有人知道，您曾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还曾向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捐赠了4万余元稿费。生活中的您，更是通过一件件琐碎的小事，表现出对身边人的关爱。

　　您身上体现出的种种优秀品质，正是现代科学与传统美德最好的结合。

　　2004年12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您终于可以永远守望您深爱的祖国。

　　不问名利问苍穹——缅怀庄逢甘院士

　　本报记者  付毅飞

　　“病好了以后，我还要回去工作，要大干一场。”病榻上的您，曾这样说。

　　可是，您的愿望没有能实现。

　　2010年11月8日凌晨，您走了，将传奇的一生定格在85岁。人们将永记，您对我国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少年时期，您曾为自己不能跃马横刀走上抗日战场而心急如焚。到1942年，您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开始探寻航空救国之道。五年后，您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不仅得到了钱学森的业务指导，也时常与他分享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理想。

　　当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时，您果断放弃在美国已经获得的荣誉和地位回到祖国。几年后，您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火箭、导弹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道路，逐渐成为饮誉世界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1956年10月，年仅31岁的您被钱学森点名担任我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空气动力学研究室的技术负责人。深感重任在肩的您起草了第一份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试验基地的设备规划，随后，在外援中断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困难条件下，您带领队伍踏遍蜀道，选址凿洞。七载寒暑，风沙见证了这段愚公移山般的艰苦征程。

　　从1965年中国首座风洞设计起到20世纪80年代陆续建成，您一直是技术负责人之一。在您的正确决策和指导下，我国先后建成了达到国际水平的跨超声风洞、高超声风洞等设施，形成了气动试验新的规模，为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飞机、导弹、运载火箭、卫星等各种飞行器的气动试验和研究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成功爆炸，引来外界震惊，实际上，我国当时尚未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因为核武器运载工具——洲际导弹还没有研制成功。1969年、1971年，我国接连进行了两次洲际导弹飞行试验，均因弹头再入时被烧穿而失败，这触发了中国洲际导弹研制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弹头再入气动、防热研究战役。关键时刻，您再次被委以重任，挑起了“烧蚀防热研究”攻关的重担。

　　经过十多年奋力攻关，您有效解决了再入弹头的气动、防热和再入物理多项重大技术关键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动研究和发展模式，成为了我国烧蚀防热气动理论、烧蚀实验和测试技术的开拓者。

　　此外，您还非常注重对流体力学新观点、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探索。1989年您主持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旋涡、激波和非平衡起主导作用的复杂流动》课题，对非定常流和旋涡运动，从理论、实验和数值模拟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前沿课题，孕育着下一代航空航天飞行器的许多新概念，具备很大的发展前途与应用价值。

　　您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中国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发展的传奇。

　　夕阳未必逊晨曦——缅怀叶培大院士

　　本报记者  唐婷

　　“2011年1月16日12时，中国通信科技界泰斗、著名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叶培大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这则消息让无数人痛心。

　　您87岁高龄时，仍坚持每周两次登上讲台，用英语为研究生授课，您的学生都还期待着给您庆贺百岁生日。不曾想，您那么快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您奋斗一生的通信事业。

　　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庆典。朱德总司令的国庆致词从天安门城楼上传来，清晰地传遍了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天安门广场大型广播系统安装成功了！为了这一刻，您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几个月。

　　从最初从事广播专业，到后来研究微波通信、光纤通信，在您60多年的科研历程里，一连串的“第一”如星光闪烁，点缀其中。1964年，您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大气光通信的研究工作，继而又顺应光通信发展的大趋势，不失时机地带领团队进入了光纤通信研究领域。您编写了国内第一本光纤通信教材，组织了国内第一期光纤通信培训班，并在改革开放之初组织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光纤通信国际学术会议。

　　正是在您的多方奔走、反复呼吁下，才促成了“通信高技术”被纳入国家863计划。之后，您又发起并组织了“八五”通信建设基础性研究项目。您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人们尊称您为“新中国微波通信的领路人”“新时代光纤通信的开拓者”和“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人”。

　　然而，在被问及这一生最让您感到自豪的事情时，您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这一生做的工作不多。现在老了，走不动了，坐在家里，我有时候也想：我这一生做了什么可以自豪的事情？可以自豪的，是我有这么多的学生。”

　　“老骥伏枥志千里，扶植新秀做人梯。但愿苍天宽时限，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所做的这首自勉诗道出了您的心声，流露出了您对教育事业的深深眷念。

　　学生林金桐在回忆您的文章中写道：自1938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留校任教直到谢世，先生在高校执教73年！从第一个助教岗位到名誉校长；从讲授第一门本科生课程《电工学》到87岁讲授的最后一门研究生课程《光波导》；从1959年招收第一个研究生到94岁时获得生平最后一个奖项：优秀博士论文指导奖，他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了您的学生。

　　地下有“知”续永恒——缅怀王鸿祯院士

　　本报记者  操秀英

　　2010年7月17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网站的主页忽然转为黑灰色。这一天，94岁的您，走了。

　　中国地质大学初创者之一、杰出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这些都是您的身份。但您说，自己只是地球科学界的一名负责任的学者和教师，坚决不同意别人给您冠以“大家”“大师”这样的称谓。

　　或许，正因您坚持做一个普通的“学者”和“教师”，才让您成为人们心中真正的“大家”。

　　作为学者的您，是我国地层古生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地层古生物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之一。您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出版了《中国古地理图集》，提出了构造阶段的观点，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提出了地球史上不同级别的节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以及地球演化中可能曾发生阶段性有限膨胀的设想。

　　作为教师的您，有18个学生当上院士，在各地科研院所和大学里当院长、所长、教授的更是数目众多。

　　无论是学者还是教师，您都勤勉而严谨。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制时，年近60岁的您每天都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北京的五道口到百万庄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上班，来回20多公里，风雨无阻。您每天上班都带一个饭盒，里面装着夫人准备的饭菜，中午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凉饭菜加开水下肚，实在累了也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您从无半点怨言。

　　您的学生莫宣学院士至今记得和您共同完成一篇文章的经历。那是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前夕，大会学术委员会邀请您写一篇关于中国大地构造的文章。直至出版前夕，您对每个细节都要仔细调查核实，只要发现文字或图件上有任何一点小问题，再晚也要给他打电话，商议如何修改。

　　您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由您执笔或者一半以上由您完成的论文，才能把您的名字放在第一个，而如果要加您署名的话，也必须经您审读或参与讨论。

　　您的想法很简单：“署名的规则在国外要求很严，在国内只能靠道德自律。我这样做，我的学生就不会太离谱。”

　　“先生并没有离去，将永远在46亿年的时空中永恒！”正如一位只听过您声音的地质学后辈所说，您没有走远。也但愿，您的教诲和身体力行的严谨作风，会被学术界后人所铭记。

　　淘尽泥沙浚江河——缅怀谢鉴衡院士

　　本报记者  赵雪

　　“我这个人是有点古板。”您那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工作的标志性动作，现已定格为永久的记忆。

　　您在学术和业务上锱铢必较的人格风范，为学界广泛赞扬；您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实践，为中国泥沙数学模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您关于“只有采取综合手段才能治理黄河泥沙”的论断以及三峡工程“静水过船，动水冲沙”的解决方案，为治理黄河、长江泥沙提供了科学依据……

　　学子们喜欢传颂您与水结缘且辉煌的一生：作为中国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您年少师从中国著名泥沙专家张瑞瑾先生，从此走上了治理江河之路；您创办了国内外唯一的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潜心进行河流泥沙运动力学、河流演变学、河流模拟等理论研究卓有建树，为解决长江葛洲坝、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黄河中下游及河口治理等重大水电工程泥沙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您为黄河号脉，通过对黄河泥沙问题的长期研究，为黄河下游河口三角洲演变，纵剖面形态变化和河床抬升的物理机制及治理途径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今天，清明节，我们特别怀念您的淡泊名利、严谨认真、潜心科学、探究学问、不畏艰难、视学术为生命的人格魅力和学者风范。

　　您做人谦虚，做事严谨，话语不多还有些固执的性情。只要谈到专业问题，如果出了什么纰漏，您总要严肃地指出来，绝不含糊。学生与您持不同意见时，您可以用一整天的时间进行讨论。您对官位不感兴趣，“让年轻人来发挥聪明才智”的选择，激励并感动着莘莘学子，为此，他们捐资设立了“谢鉴衡河流工程教育基金”，让一代又一代品学兼优且有志于从事河流工程专业学习或研究的学生有条件完成学业，并投身于中国的江河治理事业，报效祖国。

　　我们深知，对您最真切的缅怀，就是能够永远保持您这般的坚守。

　　物理学界一女杰——缅怀清华大学首位女教授王明贞

　　本报记者  李禾

　　您是我国最早的女物理学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您还是清华大学首位女博士、女教授，您与导师乌伦贝尔教授合作的成果发表在《雷达系统工程》丛书中，书名为《阈信号》。这套丛书被物理学大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称之为“继旧约圣经之后最伟大的工程”。

　　雷达的发明被视为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关键，雷达就诞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里。为之工作的3名中国人，您就是其中之一。

　　您在噪声研究中获得显著成就，首次独立地从福克—普朗克方程和克雷默方程中推导出自由粒子和简单谐振子的布朗运动。您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在以后的60多年里，这篇论文被SCI收录和引用的次数超过1500次。除了用于研究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这篇论文还被有关DNA，甚至股票市场研究的文章所引用。

　　您不但在科研上成果突出，您的人品也值得人们敬仰。1952年底，正在美国工作的您打算回国，那时新中国正在抗美援朝，您不想为已成为敌人的美国工作，即使是美国移民局以您在雷达实验室工作过，知道国防机密，不许您“回国去帮共产党工作”为由拒绝了您回国要求，并吓唬您说：“若偷偷出境被我们抓到，就得坐牢几年并罚4000美元。”您依然无数次强烈地要求回国，终于在1955年5月上旬，您和您的丈夫得以启程回国。

　　回国后，您被分配到清华大学任教，您被校方聘为二级教授。因为除了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外，您也被视为是噪声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但是当您得知与您同船回国，同样分配到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组的徐樟本只是三级教授时，您觉得倘若比徐樟本高一级，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竟然主动要求降低教授级别为三级，还表示：“倘若学校坚决要给我二级，我就去别处工作。”当不少人说您自动降级“真傻”，您坚持认为这样做对学校有利。

　　除了在清华大学任教11年外，您还无缘无故地过了2000多个铁窗生活。由于江青的迫害，您从1968年3月14日无辜入狱，直到1973年11月9日才出狱返校，尽管您被审讯过好多次，但您在监狱里每天都锻炼身体，“提醒自己不能死，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2010年8月28日，104岁的您离开了您所热爱的国家和学校。清华大学对您的评价是：“王明贞先生为我校统计物理学科的建设开创了先河。她以其广博而深厚的平衡态和非平衡态统计理论融会于教学之中，形成了王氏风格。王先生担任统计物理热力学的教学工作，为培养我国自己的物理学家、工程物理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