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说“科学远离了公众”，反驳的理由不会少：一场场科普讲座、一本本科普书刊、一次次社区科普活动似乎都能证明，科学就在公众身边。但另一幅图景不容回避：讲台上的科学家照本宣科，听众或一脸迷茫或昏昏欲睡……科普怎么才能让人打起精神？

　　每天118场讲座谁在听？

　　不久前出版的新一期《上海科普资源状况》披露了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在上海，80%的科普活动是各类科普讲座，每年总共举办4.3万多场，平均每天多达118场。

　　但如此高密度的科普讲座谁在听？随便走进几处现场看看，不论是通俗的健康养生，还是高深的原子、激光，抑或是予人遐想的银河系之旅，记者在听众席上看到的多是一片白发苍苍。一些讲座的组织者私下感叹，听众里总有一些老面孔。这是不是说，科普讲座并没能有效覆盖“主流人群”？

　　同样，科普书刊也颇尴尬。据最新的统计数字，2009年，上海科普图书种类较上一年增加94种，发行量增加194万册；新创办8种科普期刊，发行量增加95万册……但这些数字很难掩饰科普书刊难以引起广泛关注的尴尬。

　　失落中，有人提议，应该花大力气，好好地再来编写出版一部“巨著”，就像影响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十万个为什么》。正巧，今年刚过完50岁生日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确也在“重整旗鼓”——最新的第六版编撰已经启动，作者阵容豪华，院士就有百余位。

　　但把科普复兴的重担压在《十万个为什么》身上，也许期望值太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说：“《十万个为什么》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同类作品，处于‘垄断状态’。”而今，环境已然大变，科学和公众打交道，老办法能管用？

　　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俞涛认为，在今天再幻想拿一部“巨著”去“包打天下”，不行：“我们不能再用几十年前的思路和方法做科普。”

　　以“应急科普”克服“不经意”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与核能有关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一下子吸引了公众，而且许多人是主动在搜寻资料。若在平时，这种内容的科普讲座或文章恐怕乏人问津。

　　俞涛说，与一向被推崇的“润物细无声”的科普活动相比，特殊情况下的“应急科普”更能抓住公众，且更有针对性。

　　平时的漠然，其实是人之本性。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谢莉娇指出，人们往往有“世俗的不经意”，就是以不经意的态度对待周围存在的许多事物。

　　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李大光说，当今是一个需要争夺注意力的时代。调查表明，中国公众对最新科技进展的关注度其实很低。不过，既然突发性的公共事件能激发公众的关注，那么，选择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渠道、传递公众最想知道的内容，无疑是科学界凸显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好途径。

　　“应急科普”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近期频发的公共事件中得到证实，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科学应该在平时放弃“润物细无声”的公共沟通。

　　突发事件考验着科学界的“应急响应”速度。“必须拥有丰富的专家资源、专业的创作队伍和畅通的发布渠道，组合成‘人+渠道’的集成应用能力。”俞涛说，由上海市科协牵头的“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工程”正紧锣密鼓展开，这是细致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应急科普”的必备。

　　问答互动的科学传播更有效

　　过去很长的时间内，人们一直认为，科普就是把知识告诉公众(《十万个为什么》也是依照这种传播理念编写的)；可如今，科普模式研究发现，情况变了。

　　俞涛说，当公众的科学素养达到一定水平，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当听众，会自然而然地萌生出参与科学的欲望和需求；随着一个地区人均GDP的增加，公众对科学的参与度不断加深。他认为，这是规律，科学界应当顺势而为。

　　按照法国科学传播教授法雅赫的理论，科学传播有两种：一是准备好内容，然后在一个地方将80%的话讲出来；另一种，事先只准备很少的预定话题，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现场回答提问。他认为，第一种模式告诉公众的是信息，只有第二种才能真正完成科学传播。现实中，第一种模式虽然效果并不好，但“内容充实、形式规整、场面有序”，作为组织者，比如政府部门最是喜欢。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淼是一位“微博控”，他说，革新科普最好的工具就是互联网。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微博更适宜科学传播。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一些民间团体利用微博平台，组织了多次“微访谈”。这种不事先预设话题的访谈，形成了最能抓住公众心思的交流内容。

　　但在新浪微博平台上，按粉丝量计算，最具人气的科学传播者“科学松鼠会”(24万粉丝)排名还在1200位之外，至于科学家或者科研机构，粉丝过万的凤毛麟角。

　　要真正被公众接纳到身边，科学界要做的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