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物种且瞬间就能搞定的基因改造工程，它所产生出来的品种，与生态系统从未有过磨合过程。

　　前不久读到《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以不屑的口吻提到一位对转基因理论提出批评的西方大科学家，说他根本不是分子生物学家，他只是个生态学家。言下之意，生态学家对转基因问题没有发言权。我看后大惑不解。转基因理论既然是科学，尤其还事关民生，为什么不能让大家来讨论？有更多学科介入不是更好吗？难道一定要关起门来，由一部分专家垄断才好？何况生态学和转基因，难道真的没有关系？

　　随后又从《光明日报》上见到一篇文章：《许智宏院士：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关键看转的什么基因》。许智宏院士认为，截至目前，不少人仍对转基因作物缺乏基本的了解，一听到抗虫基因、毒蛋白，就开始怀疑它是不是对人体有毒，其实，抗虫毒蛋白只对部分昆虫有毒，有很强的专一性；就像现在的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里的抗虫基因所产生的抗虫毒蛋白，它只对鳞翅目害虫有毒性，这方面已经做过大量的毒理试验。——这就是从生物学家的角度作出的解释。但我以为，事情或许远比这复杂得多。

　　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专门食用特定植物的昆虫也趁机兴风作浪。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离不开大规模种植单一物种，于是专食这些物种的昆虫不仅有了丰厚的食物来源，而且它们还有更多的机会相聚在一起生儿育女，结果就酿成了虫灾。而这些条件在天然生态系统中是不存在的。毫无疑问，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这些昆虫是害虫；但站在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昆虫其实就是天敌，每一物种都有它天然的克星，这就保证它不会在自然界过度泛滥，人口当下的过度膨胀，也许就在于它少了天敌之故。杀虫剂对付害虫效果可谓立竿见影，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其副作用也令人高度担忧。有了转基因技术之后，人们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正如许院士所言，基因工程师们在农作物内移入特定的抗虫蛋白，妙的是，这种毒蛋白只会杀死特定的昆虫，却不会伤及人体。在分子生物学家看来，或许未来我们终于可以告别农药污染了。

　　最早涉猎转基因农业的是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孟山都本来是一家化工公司，专门生产杀虫剂、除草剂之类的产品。但这些产品有局限性，比如农作物本身也是草，而除草剂则良莠不分。后来他们应用转基因技术，创造出一种新品种，它对这种特定除草剂具有抗性。农民若是从孟山都公司买除草剂，再买它的转基因种子，就再也不用担心除草剂会不分青红皂白，殃及正常的农作物了。

　　分子生物学家正是以上述现实的好处为转基因工程进行辩护的。当反对者质疑转基因技术是用人为手段改变生物体的本来性状，从而有可能埋下风险时，分子生物学家的辩护则是，自从农业出现以来，人类就在改变生物体的本来性状了。我们餐桌上的所有食物，都不再是原始样子。就此甚至可以说，一部农业文明史，就是人类改变野生物种的历史。而如今的基因工程只是更高效、定向、迅速地改变生物体的性状而已。

　　从现象上来看，转基因技术似乎只是沿用传统育种的思路，希望得到更能满足人类要求的品种。但若是站在生态学的立场来看，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却有着本质差别。生态学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物种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物种的多样性离不开时间舞台漫长的演化过程。就此而言，农业其实已经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过度耕作将会导致土壤贫瘠等严重后果。以此角度来看转基因技术，它与传统育种的不同显而易见——

　　首先，它不同于传统育种，需要历经许多代的杂交、筛选等过程，转基因技术可以说是瞬间就能搞定这些，只要在实验室里把特定基因植入受体生物，一个新品种随即诞生。

　　其次，传统育种技术因为需要借助于有性生殖，因而基因的转移不可能跨越物种界限，但转基因技术却不受此限制。

　　正因为转基因技术是借助分子生物学手段裁剪并插入基因，与有性生殖无关，于是从理论上来说，任何物种间都可以实施基因的转移。人的基因可以插入细菌，反过来也可以。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各个物种以相同方式表达基因。生物界通用64个遗传密码，这被看作是所有生命起源于共同原始祖先的最好证据。早期分子生物学曾经以为，低等生物的基因编码规律适用于所有生物种类，但后期分子生物学对此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曹明华在“笔会”文章中所指出的研究结果，原来在RNA的剪切机制中，有所不同。通俗些说，遗传密码也许基本通用，但对密码的编辑却可有所不同。结果表达的产物当然也会有所不同。

　　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也许某个特定基因本来表达某种功能，它正是人类所需要并且无害的；但是当它被跨物种插入某个农作物时，表达出来的功能却有所差异。

　　事实上，还有更为严重的一面：从理论上说，这种差异也许可以被事先发现并且及时纠正，但跨物种且瞬间就能搞定的基因改造工程，它所产生出来的品种，与生态系统从未有过磨合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国家的过境都设有动植物检疫局。这样做的理由是，外来物种进入本地，有时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因为外来物种与本地生态系统从未有过磨合，它的到来，也许就是个害群之马也难说。转基因操作可以在实验室里安全进行，但转基因作物却依然要生长于大田，尽管转基因专家认为已有足够的防范措施，但有时人算不如天算，若一旦发生基因漂移现象，它将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结局难以预料。也正因为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验证，我们也难以准确估计转基因产品，尤其当它作为主食之后，将会给人体带来什么样的长远影响。

　　人类使用抗生素已有半个多世纪，抗生素对于细菌感染曾经是有效的治疗用药，但如今我们知道，细菌中已经出现超级细菌，现有抗生素对它们无能为力。（顺带说一句，当有的专家拿抗生素作比喻，说转基因就像抗生素一样对人体无害时，他恰恰忘了一个现已人人皆知的常识——抗生素对人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同理，由转基因得到的抗虫产品最终也必然会面临相似的结局，因为昆虫同样会进化出抗性来抗衡。更何况还会有其他难以预料的问题，比如，有研究表明，当农作物被植入抗除草剂的基因，然后再用化学除草剂将农田中的杂草清除以后，鸟类的食物来源大大减少，当地鸟类种群的数量明显下降。由此可见，当我们基于生态学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时，就会发现，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至少会令生态系统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面临风险，并且这种风险需要历经时间考验才会逐渐暴露。

　　这样看来，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也许并不为过：分子生物学更注重当下短期的现实利益，它也就更容易被急功近利的市场所操纵；而生态学则更强调长远整体利益，强调物种之间的内在联系，警惕急功近利式的追求。但我们又知道，人性更容易被短期利益所迷惑。惟其如此，立足于生态学思维，对转基因技术作些必要的提醒，这决不是盲目反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尤其在眼下，当分子生物学家的技术至上主义与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利益一拍即合时，这种提醒，尤为必要。

　　今年7月20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和4月8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都有批评转基因的文章，都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问题；国内第四期《科学》杂志也有相关文章，这都可供参考。总之，从生态学角度思考以至检测转基因问题，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应该是必须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时代犹如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如盲目追求速度，只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忽略了各个要素间的整合，尤其是这种整合缺少足够时间的磨合，这样的列车就很可能陷入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