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巡一号”模型

　　如果按照大小论资排辈，“天巡一号”只能算卫星中的婴幼儿。这颗只有61公斤重的小家伙，身高还不到1米，腰围刚过2米，看上去就像一个积木玩具。

　　它的设计者更是航天界的小字辈。20多名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了“天巡一号”项目组。除了总设计师，这群年轻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2岁，大部分是“80后”，年龄最小的只有26岁。

　　可别小看这个“80后”玩出来的迷你卫星。自从2011年11月9日一飞冲天后，小家伙已经在500千米之外的大气层绕着地球转了300多圈。在预定轨道上，这个长相颇似飞机头的小东西灵活地调整着娇小身躯，不断发来太空旅行照。在那些没有云彩“捣乱”的照片中，无论是山脊峻峭的青藏高原，还是海岸绵延的澳大利亚，甚至美国小镇的街道都清晰可见。

    14间办公室和一个总设计师凑成的家底

　　不过，说起“天巡一号”项目组的成立，副总设计师张翔用“白手起家”来形容。2005年7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启动了这一项目，委任了一位总设计师，又在行政楼7层腾出14间办公室，算是凑齐了家底。

　　按照时任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岩的说法，这所1993年由南京航空学院更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校，一直没有做到“名副其实”。航空是指人类在地球大气层中的活动，所使用的飞机、直升机、飞艇和气球等飞行器统称为航空器。航天是人类冲出地球大气层，到宇宙太空中的活动，它所使用的是航天器及其运载火箭。

　　对于胡海岩来说，航天研究正是自己所掌舵大学的“短腿”，他希望借助研发微小卫星的机会，把这条“短腿”补起来。

　　因此，在“天巡一号”的团队中，许多人没有任何航天研究的经验。张翔是航空制造方向的工程师，常务副总设计师康国华的本行是飞机导航，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卫星。

　　负责卫星姿态控制的刘海颖最初是材料学的硕士研究生。3年前，他在学校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招兵买马”的信息，只觉得“卫星是很玄的东西”。为了尽快熟悉这块未知领域，这个25岁的小伙子把图书馆里所有相关专业的期刊和资料看了一遍，而购买的书籍、打印的材料更是不计其数。

　　每天早上8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新研究院3楼的会议室就热闹起来了。一张长桌和20多个年轻人将10多平方米的房间塞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要汇报自己任务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然后一起讨论解决方案，再布置新一天的任务。小小的会议室没有博士、硕士或者教授、研究员之分，“谁想到什么，张嘴就说出来”。有时候，一个问题要反复讨论十几次，还会引发不小的争执，以至于“面红耳赤地冲出会议室”。

　　对康国华来说，吵架可谓家常便饭，“有一次为了一个姿态控制方案的问题，我们吵得整层楼都能听见。最后一位领导冲过来，让我们小声点儿”。

　　这些年轻人逐渐发现，自己所参与的研究并不简单。一般来说，10公斤以下的卫星是纳卫星，也叫皮星，10到100公斤的卫星是微小卫星，100公斤到1吨的是小卫星。此前，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相继成为有能力研制卫星的高校。

　　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程师介绍，相比功能全面的大卫星，小卫星开发周期短，容易制造，便于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并利用大型火箭发射卫星的剩余能力进行搭载发射。目前，中国小卫星的研制能力还未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小卫星还能编组工作，在单轨道或多轨道平面上构建起应急卫星体系，完成大卫星难以完成的重任。比如，目前美国正在实施的导弹防御“天基红外系统”，就计划部署24颗近地轨道小卫星，组成覆盖全球的卫星网。这些小卫星不仅能发现和跟踪在中段飞行的弹道导弹和弹头，而且能有效实现对大型巡航导弹的预警，使早期拦截成为可能。

“天巡一号”全体成员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赵毅摄）

    我们都是“追星族”，卫星经过，我们出工

　　“三两、两一、一零、发射！”11月9日，透过控制室的玻璃窗看去，“长征四号”乙型火箭正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的山坳里升起，远远传来轰鸣声，“越来越响，整个耳朵都在嗡嗡”。

　　811秒后，“天巡一号”与火箭分离成功，电子大屏幕上，卫星的移动轨迹划出一条粗线。“测控正常！”“成像正常！”“电源正常！”工作人员挨个汇报。测控大厅内，紧张的气氛被年轻人的欢呼声打破，他们禁不住互相拥抱，击掌庆祝。

　　这一场面让张翔感慨万千。当回忆起和“天巡一号”初次见面时，这位副总设计师脸上浮出了微笑：“它还只是一张平面效果图。”直至小家伙的初样结构出来，他每天都会忍不住张开双臂，给这个“试验替身”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半天也舍不得撒手。

　　“我就是觉得它可爱。”张翔说。不同于一般体型方正、还带着太阳翼的卫星，“天巡一号”头顶六棱锥形天线，拥有六棱台和六棱柱组成的躯干，还有一个专门用来与运载火箭分离的底部。

　　而从初样变成了真正的卫星，张翔和他的伙伴们，也经历了从“611”、“711”到“811”秒的过程。

　　“611”和“711”，指的是工作制度——每周工作6天或7天，每天11个小时。“我们都是‘追星族’，卫星经过，我们出工。”刘海颖说。大家常常半夜还在接收来自卫星的数据。

　　为了不耽误白天的工作时间，他们连出差都选择夕发朝至的列车。“南京和北京之间的那几趟车，我每个车厢都坐过。” 地控站负责人李伟湋说，“甚至每个铺位都睡过。”据说，乘务员都认识这个姑娘，她睡觉的时候会用根绳子把手绑在贵重仪器上。

　　有时，出差时间会持续数月。考虑到经费有限，几个年轻人就租房子住。最多的时候，一套月租2300元的三室一厅，住了7个小伙子，被女同事笑称“狼窝”。他们甚至还在地下室里住过，“不看表的话，根本分不清早晚”。

　　有一次，忙到半夜，昏昏沉沉的李伟湋一不留神掉进了下水井。那次，她摔断了5根肋骨，脾脏破裂被摘除。“天巡上有我一个器官哦！”说起那时，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小女子眉飞色舞，“伤筋动骨歇半年，我躺了4个月就赶回来啦！”

　　而研制卫星相机的张镜洋出差5个月之后回到家，一岁大的儿子见了他就躲，明明会叫“爸爸”，却怎么也不肯开口。有一次，他辗转借了好几个同事的手机才收到儿子的照片彩信，这位山东大汉盯着屏幕，傻笑了一晚上。

　　几年高负荷运转下来，这些年轻人的身体开始“抗议”了。张翔腰痛，负责卫星姿态确定与控制的程月华失眠，负责团队管理工作的闾浩经常犯食道反流的毛病……然而，并不像在研发卫星时遇到问题要逐一排除做到“归零”那样，没有人过多在意。

　　有一点却让李伟湋颇为不爽。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小皮靴的女孩儿一边扯着自己的大衣领子，一边嘟着嘴抱怨：“从前我可是时尚达人，这两年没时间逛街，变成了一土妞！”

   大家快看，那就是会做星星的妈妈

　　相比之下，总设计师、高新研究院院长陈卫东教授自称为这群年轻人的“保姆”，为他们做好一切保障工作。他经常组织队员的家属们开会，还让自己的夫人参加组里的活动。他甚至为队员们购买了红黑相间的队服。红色代表年轻人的激情，黑色意味着“有了成绩也得低调”，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和别的单位一起工作时，“谁偷懒，谁干得好，一看便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人”。

　　其实，“天巡一号”是作为副星，搭乘以发射主星为首要任务的火箭的便车。然而，正如陈卫东所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其重大使命便是实验探索和人才培养。“天巡一号”虽是副星，却担负着完成空间科学实验的任务，这是某项卫星在轨特性在国内的第一次测试。同时，它还要验证短焦距面阵CCD相机成像技术等。

　　他最开心的是通过6年努力，为学校培养了一支能够独立承担卫星设计、研制任务的团队。他请来包括“东方红一号”元老在内的几百位专家，以授课、讨论和随时回答各种疑问的方式帮助这个年轻的团队。一次评审会上，一位老专家质疑“天巡一号”星箭分离的部件设计不符合传统，马上有人站了起来，一条条阐述设计构想。

　　“一年的所得，比一般人十年还多。”张翔感慨道。康国华也说：“我们这群人大多刚毕业就加进来，属于边工作边学习，边成家边立业。”

　　张镜洋坦言自己原本是个木讷的人，但在研制CCD相机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和许多人协调关系，处理问题。如今，这位博士研究生说3句话就要开一个玩笑，简直是“性情大变”。

　　程月华到幼儿园接儿子，儿子的同学老远就指着她喊起来，“大家快看，那就是会做星星的妈妈。”

　　人际关系处理和团队协作能力倒是其次，“天巡一号”里里外外都有原创的高新技术。在太空中遭遇极热和极寒交替的情况时，“天巡一号”的热控系统可以完全不依靠空调就能维持0～20摄氏度的工作标准。另外，这颗微小卫星还首次在高校中建立了卫星调度系统。

　　如今，小家伙每隔94分钟就绕地球旅行一圈。一天中午，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一次党代会的旧址”，也就是现在的地面测控中心，一群年轻人正在时时监控“天巡一号”的踪影。在这个由阶梯教室改造而成的大房间中，原本是黑板的地方，悬挂着半面墙大小的投影屏幕，上面不停地显示着卫星的星下点位置和相机拍摄到的地面图像。屏幕下方是十几台电脑，被包裹在实验室白大褂中的工作人员们，时而大声要求“切换天线画面”，时而埋首电脑前飞快地敲着键盘。

　　每天，小家伙有3～4次经过南京上空，这时，20多个年轻“爹妈”往往会酸溜溜地讨论：“天巡这孩子，看样子过得很滋润，一定不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