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甲型H1N1流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来自动物体的变异病毒对人类的致命威胁，也看到了人、动物、病毒三者的共生关系。

　　5月18日下午，深圳与香港之间，十多名防疫人员横列在罗湖桥中央。从香港到深圳的过境者，必须交上填写健康申报表才能通过。

　　严格的边境把关是为了阻止新型甲型流感，然而，流感还是穿越了边境防守线。第二天，广州确诊该省第一例输入性甲型流感病例，为中国内地第四例。

　　“如果它要来的话，再严密的防守也只能拖延疫情暴发3-4周而已。”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对记者说，“它没有冠状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那么危险(致命)，但传染力更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5月18日格林尼治时间6时，40个国家报告了8829例甲型流感感染病例，包括74例死亡，病死率在0.8%。目前这个数字仍在增加。

　　世卫组织及科学家们已确认，造成疫情暴发的H1N1病毒，是以前在人或动物身上从未观测到的人禽猪三种混合新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18日警告说，新流感对慢性病患者和孕妇威胁最大，老年人有一定免疫力。

　　5年前，从广东传向世界的SARS——也是由陌生的冠状病毒株制造的传染病，给中国防疫、医疗卫生系统，以及病毒科学界敲响过警钟。低效的报告体系、混乱的病原体鉴别以及敏感的社会气氛仍回荡在我们回忆中。

　　本次对源于北美的新型流感的防、控、治，以及媒体与大众的高度关注，可以看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层在5年后的迅速反弹：一些省份喊出去年大地震时的口号“众志成城”；一旦发现病例便涉及数百人的寻访与隔离行动；痊愈的患者，在出院时还会得到鲜花和掌声。

　　不过，流感疫情与曾经威胁过人类的其他疫情相比，有自己的流行规律。你患上了流感，会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有可能逃不脱明年的流感。病毒是最简单的寄生性生命，没有宿主细胞它们就无法繁衍，而流感病毒经过自身的变异和宿主免疫系统及药物的淘汰，在人类与动物世界里发展了上百年，已经衍生出一棵进化的大树。

　　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人们始终处于“大流感阴影”之下。虽然科学家们组成的全球网络，可以监测每年新变异流感病毒，但他们还无法预测，这些为了躲避宿主免疫系统而不断变异，或者杂交的流感病毒中谁会引发大流感，以及何时来，何时走。

　　这也意味着，无论人类流感还是动物流感，疫苗的研制与生产，需要流感病毒追踪者们在全球内的通力合作，以及对新病毒与新疫情的迅速响应。经历了流感疫情暴发以后，人们如何以成熟、自信的心态与流感病毒共生于这个星球，也将是今后长期的命题。

　　有评论指出，在人类农业社会历史上，天花和黑死病等病毒制造的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在我们进入全球大流通、工业化养殖业高度发达的今天，病毒又通过人、猪、禽进行变异、杂交、演进。事实上，人类生态系统的改变，促进了不同病毒与疫情的发生。

　　新型甲型流感病毒的基因成分十分复杂。科学家们分析，在它进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变异与进化，与野禽的迁徙、生猪的跨区贸易以及人、猪流感病毒同时感染猪只等因素都有关系。这使不少学者开始反思，人类的养殖业模式和贸易防疫制度是否加速了流感病毒的变异和进化。

　　大流感阴影的另一方面，是在一些地区的家禽中扎根的H5N1禽流感病毒。这个已经在禽类中猖獗了多年、在全球范围内迁徙的病毒，如今在大流感的压力下，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相对于其他刺激世人神经的、关于新型病毒的假设，这是科学家们更关心的现实问题。

　　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新型流感的谜团，然而目前没有科学家能准确预见这场流感暴发的结局。同样地，在中国，当年因为SARS而完善起来的疫病防控系统，也将运作得更成熟而自信。人类的生物科学水平、资讯能力与医疗系统与90年前——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杀死了3000万人——已经有了质的区别。面对A(H1N1)这个可以溯源到1918年的H1N1祖先的新流感病毒，以及它目前仍不高的致死率，人们至少可以期待，它终会变成一般的季节性流感，甚至像SARS那样销声匿迹。

    新流感就像一辆拼装车

　　尽管最新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每一个基因片段，过去都曾在猪流感病毒中被发现，尽管几十年曾成功分离出数以万计的流感病毒株，科学家们却始终陷于焦虑之中——他们有能力知道某种病毒的来龙去脉，但却无法预测像A(H1N1)这样的特定病毒，会在什么时候搅起疫情，会有多大的破坏力。

　　记者· 炫风 实习生 李颖鹃 香港、广州报道

　　“以前，很多人认为猪作为‘混合器’去诱发流感暴发只是个假说。这次它们证明给你看了。”

　　四个月前，被媒体称为“禽流感猎人”的管轶，将他的办公室掉转个方向，不再面朝大海。这位长期在中国等地跟踪禽鸟病毒的追踪者，也暂时中断了跟野鸟们打交道，现在，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猪身上。

　　这对他来说，或许只是个回归。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时，他的研究方向正好是猪流感病毒。而香港大学，正是世界上“拥有”猪流感病毒资料最完整的地方之一。

　　5月18日中午，这位著名的流感病毒科学家，在办公室柜子里抽出一大叠陈年的档案。“这是我的宝贝，”他说，“这里有庞大的历史。”

　　作为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和国际动物流感学界的权威，管轶第一次为全球瞩目，是首先发现并证实SARS冠状病毒是来源于野生动物。这个喜欢说“我们都不是先知”的学者，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8名医疗英雄之一。

　　档案的纸张有些已经发黄，上面列满了香港大学邵力殊教授的几十年记录，以及管轶自己在猪身上抽样、分离流感病毒的笔记。邵力殊教授，管轶的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和美国罗伯特·韦伯斯特等人建立了一套系统理论，证明猪可能是大流感暴发的混合器。

　　自从1976年以来，香港大学流感研究组就在香港等地收集、分离在猪只里存在的流感病毒，直到现在——猪样流感(管轶对新型甲型H1N1流感的称谓，他认为这样更确切一点)在世界范围里暴发。对于猪流感病毒，他们已经研究了30多年。

　　暧昧不清的三角关系

　　如果没有新甲型流感的暴发，管轶在两周前收到的、从美国疾控中心寄来的那株标记为“A/California/04/2009”的病毒株，可能就像他过去收集到的众多流感病毒一样，不被媒体和世人所注意，它将会被“解剖”，进行基因序列测定，放置在实验室庞大的档案里。

　　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到中国，病毒学研究者都或早或晚地接收到这个病毒株，并找寻其进化的痕迹，而随着这波疫情的扩散，更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毒株将被码上不同的标签，提供给不同国籍的科学家们进行紧锣密鼓的研究。

　　5月18日凌晨，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完成了我国内地第一株甲型H1N1流感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病毒被命名为A/Sichuan/1/2009(H1N1)swl。标签表明，这是来自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的标本，中国内地首例甲型流感患者包某提供的咽拭子。

　　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说，“没有发现这个病毒发生了特别明显的突变，或者耐药性的改变。”这个基因组序列测信息，将供全球的科学家用于新流感病毒的分析和监测。

　　采样、分离、比较、记录。追踪人类与动物流感病毒的工作，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枯燥无味的，但这种工作正记录肉眼看不到的流感病毒世界，揭示出它们之间父子爷孙关系的可能性，并解释着人类、动物与病毒那暧昧不清的三角关系。

　　罗伯特·韦伯斯特，是世界上率先对动物流感病毒进行研究的先驱科学家之一，也是管轶在美国受训的导师。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军营里有5人患上了猪流感，其中1人死亡，这次美国历史上首次有记录的猪流感(感染人类)疫情，这促使他未雨绸缪起“大流感准备计划”，并在太平洋两岸相继建立起猪类与禽类的流感监测网络。

　　在罗伯特·韦伯斯特的房子里，前门有扇彩绘玻璃窗，描绘了他所认知的大流感自然演变过程：玻璃的最上端是飞翔的鸟，鸟下面是正在啃草的猪，人站在靠左侧的地方。在所有这些的下面，是代表各类病毒的圆圈，看上去像在运动。它们都被安置在猩红的背景当中。猪之所以上了这幅图，是因为它的基因组与人类的基因组在某些关键性的构造方面有着令人惊异的相同之处，猪因而很容易感染上人流感病毒。同时，猪也很容易感染上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因为它们常常与家禽住得非常之近。

　　现在，新型甲型流感病毒诱发的疫情，使韦伯斯特的团队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动物类群里的流感病毒，经过复杂的变异变化，譬如与人流感病毒杂交结合之后，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噩梦。

　　曾经有很多人认为韦伯斯特们的计划是危言耸听——毕竟，时而在报纸上登载的禽流感或者猪流感的消息，对于农场主们来说并不是好事情。3年前，记者第一次采访管轶时，他正在为了这类事情而苦恼。而现在，他已在频频接受全球各地媒体的访问。

　　从猪开始

　　从“香港流感”暴发的1976年开始，邵力殊以及管轶就在这个10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里与猪打交道。香港人口密集，消费量大，这些猪也大多来自内地。

　　在过去，动物流感病毒鲜有传染给人类的病例。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表明，猪类H1N1流感在近4年只引发了12个人类病例，而且患者都没有死亡。相比之下，禽类H5N1流感每年会引发十几个人类病例，但死亡率将近五成，所以更被科学家们关注。

　　1993年管轶刚开始着手这一块工作时，香港大学实验室只有两三个人，现在港大有将近80人从事流感病毒的研究，对象除了家禽，野鸟，还有猪及人流感病毒的研究。“我们每个月都在取标本，”他说，“香港(流感疫情)一直没有停过。猪流感，禽流感，时不时就来一下。”

　　从活猪身上取样并不容易。科研人员必须合力抓着它的尾巴和腿，还要用棍子卡住它的嘴巴，才能从它的鼻孔里取得可能带有流感病毒的样品——如果你手松了，这些庞大的家伙会咬你一口。

　　在过去，长期监测猪流感的机构不多。管轶认为，不加设防的生猪交易是猪流感病毒在地球上散播、杂交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以前，很多人认为猪作为‘混合器’去诱发流感暴发只是个假说。这次它们证明给你看了。”

　　通常，一个种类的流感病毒只感染一个物种。如果来自不同物种的病毒能够感染同样的宿主，就有机会导致不同流感病毒基因的新组合。人类与猪类都能感染H1N1流感(不过这不代表人类H1N1流感病毒与猪类N1N1流感病毒就是同一码事)。当这些“孪生兄弟”在猪甚至人体内相遇时，它们之间流感染色体就有机会重排，就能杂交进化出像A(H1N1)这样的新流感病毒来。

　　1918年大流感的影子

　　在科学家的监测网络里，A(H1N1)是世上众多不断变异流感病毒中的一员，但它引发了本世纪第一场人类大流感疫情的暴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5月19日，全世界有上万人感染了新型甲型流感。因此这一个多月来，A(H1N1)成了国际流感界的中心话题，不时有假说或结论推出。

　　5月10日，澳大利亚病毒专家吉布兹在一份报告中声称，甲型H1N1流感病毒源自实验室，而非大自然，甚至很有可能是故意制造出来的。世界卫生组织在得知此消息后，紧急召集了全球专家研究报告的真实性。最后根据意见，世卫认为吉布斯的证据并不充分。

　　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一致，但流感学界已经有了大致的共识。譬如，美国哥比亚计算生物学教授拉瓦丹直接称之为“大杂种”——因为其八段基因的构成来自不同的人、猪与禽类病毒。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新病毒的8个片断来自美国的猪流感和来自欧洲的流感病毒间的混合重排。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管轶说，自己的团队已经基本把握了A(H1N1)型流感病毒的进化痕迹。“A(H1N1)的每一个基因片段，过去都曾在猪流感病毒中被发现。在它的前身长时间变异之中，不断有人类和禽类的基因片段混杂其中，最迟的是10年前，中间是30年前，最早的是90年前，源于1918年的西班牙猪流感。”

　　“这个新病毒类似于一部拼装车，它的车门、方向盘和轮子分别出自宝马、奔驰和奥迪。” 管轶说，他们记录在案、或者能够在流感病毒基因库里查找到的“车款”——猪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人流感病毒太多了，因此发现这个新病毒的来源并不艰难。但该车什么时候组装的没人知道，现在最缺乏的是美洲的调查数据，这种病毒在北美发生重组的可能性最大，因为那里最先发生死亡。

　　病毒进化树

　　管轶认为这部新车的故事是如此发展的：

　　1918年，也就是90年前，人类第一次，也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流感感染了人类，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这次大流感的罪魁祸首——H1N1流感病毒也感染到了猪类。于是人类世界与猪类世界里都有了H1N1流感病毒的存在，它们在两个种类的宿主世界里都有很长的发展史。

　　在人类宿主里，H1N1在1957年被H2N2流感病毒取代，变异的H2N2这时成为引发人类流感的病毒主力。1968年，又有新的A(H3N2)出现，至今不时诱发人们常规的季节性流感。不过诡异的是，1977年，曾经的H1N1病毒又出现了(很多科学家认为这是实验室疏漏的结果)，与H3N2病毒共同流行至今。于是，几种人类流感病毒在人类的世界里游弋，潜伏。

　　在猪类宿主里，H1N1看起来稳定得多。1990年来一直是H1N1在引发“猪瘟”，但它有时也会感染上其它猪流感病毒，乃至人类H1N1病毒发展出来的其它流感病毒。这也是科学家们认为猪是流感病毒混合器的原因。

　　在11年前，A(H1N1)的远亲们，就在这种人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以及禽类流感病毒的多分支杂交进程中出现了——这个一系列过程很可能是在猪体内进行的，而且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都经过了不同年份和不同地点的宿主内的分支变化，最后组合在一起。它的祖先来自三个大洲(欧美亚)，它的基因片段曾在不同年代的猪流感病毒里发现过(有的包括了鸟类基因片段)。在管轶的图表里，它的内核由各种颜色(代表不同源头或不同地区)的特殊的基因片段组成——“细究下去，这是一棵巨大的进化树。”管轶说。

　　实验室的焦虑

　　虽然病毒随着全球化的迁徙而猖狂，但它的病死率似乎在降低。从最初的7%，一路下降到目前的0.8%左右。5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流行评估小组在《科学》杂志上称，新型的H1N1流感死亡率比1918年大流感低很多，远低于禽流感及SARS。

　　5月13日，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说，甲型H1N1流感病毒极易发生变异，变异后比艾滋病更可怕。但这个说法，管轶并不认同。就记者截稿日确认的情况而言，世界各地分离A(H1N1)病毒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变异。

　　不过管轶认为，这并不代表病毒在变弱，一个坏经验就是：大流感会有两到三个波峰，第一波的病死率比较低，第二波或者第三波会超过第一波。而且，这个毒性较低但传染性较高的新流感病毒，仍然有与其它同类进一步杂交的可能性。“如果高致死性的禽流感基因与新的杂交流感病毒在某个宿主的体内相遇，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管轶说，“哪个国家都不敢说没有禽流感，而新型流感目前又正在暴发的阶段。”

　　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网络有60多个实验室，以及各国的专家团队。每年，国际流感网络的专家们都会讨论各自检测到的流感病毒来源分布，但是，目前从事流感病毒(包括人类与动物类)研究的科学家们都有一个显著的认知缺陷：每年他们都能分离到很多变异的流感病毒株，但哪个会引起大流感？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每次疫情到来，疫情过去了，我们才能确定，哦，原来这种病毒株是高传染性的，或者说是毒性有多强，”广东疾控中心一位不具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预测(人类)大流感，在目前还没有这个可能。面对动物流感，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突然变成人传人的。”

　　多年来，从SARS到个别人类感染禽流感，到现在新型流感，疫情期间都是各种医药企业，或者医学设备制造商活跃在舆论舞台的阶段。相比之下，科学家们更关心的是病毒将如何变化的问题，不过结论往往难以得出。在不明确的阴影下，一些不可思议的结论让地球变得焦虑不安。除了“实验室病毒”这类看法，还有像A(H1N1)将比HIV更可怕的说法，也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以前天天叫狼来了，但它不来，当人们疲倦的时候，它就来了。”管轶的实验室里有几千株病毒，他认为促使政府和社会对流感有更多准备，是目前对抗流感疫情现实或潜在危机的最主要手段。“或许过几十年，我们才能等到在流感病毒肆虐之前把它击溃的机会。”

　　《南都周刊》对话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轶

　　防控不能照搬SARS经验

　　5月1日，香港宣布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个案。医务人员将消毒物品送进被隔离在酒店的病例密切接触者。

　　《南都周刊》：您认为这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有无可比性？

　　管轶：根据目前积累的情况，新病毒的传播能力大大地超过了SARS的时候，传染性是普通流感的3到5倍。

　　《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当前的北京等城市对疫情的防控手段，对遏止这次流感的扩散作用有限？事实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管轶：可以延缓一段时间。但它迟早还是会在我们身边暴发。近些天日本每天暴发几十例，事实上它也有防控，它也要考虑社会成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在下一个阶段调整我们的措施，譬如如何调配社会资源。我认为照搬SARS的经验来对付这次流感，是不行的。

　　从严从细对抗疫病是对的。我只是担心，随着病员增加，现在高度集中社会资源的做法会持续不下去，人们也会对疫病进入麻木状态，包括记者到时也没有心情采访了。

　　《南都周刊》：您本身是世卫全球流感专家的一员。您怎么样看它的措施？

　　管轶：我曾经也很焦虑。有国外媒体报道我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对这次疫情的反应太慢，这确实是事实。另外，每个国家的防控措施都要考虑经济社会方面的成本，所以世卫也要衡量发达国家的取向。

　　这个病毒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这么多易感人群，有这么多传染病，不过我们要知道，病毒未必要杀死你，它只求生存。用句老话，“不是我们无能，是敌人太狡猾。”就是这个问题，人类对这个病毒的认知才刚开始，病毒也在求生，你怎么监测，他都能找到生存之道，我们更需要与它周旋。

　　《南都周刊》：对大家来说，传染性比较强的这次流感是否更加可怕？

　　管轶：不会。这次流感的致命性比不上SARS和禽流感。据我所知，美国的死亡病例，基本上是因为患者本身有慢性病，流感只是加重了它的症状。这至少说明，要注意保护的更多是慢性病患者。

　　流感每年杀死的人在50万到100万之间，现在新流感发生两个月了，它的死亡率并不高，我们有必要告诉民众不需要过于惊慌，而是有针对性地防备。譬如，在美国，轻度的病人并不需要严密的隔离，先让他居家隔离，譬如找一个相对郊区的地方，提供生活用品就可以了。

　　甲流阴影下的成都九日

　　迎来地震周年祭的成都，遭遇到甲型流感的阻击。在发现中国内地第一例甲型流感病例后，这个城市如临大敌，层层防控。

　　记者· 谢海涛 成都报道

　　5月17日早晨7时，成都蓉城出租车公司的赵师傅，像往常一样，吃了两根油条，一杯豆浆后，去公司领车。

　　被隔离了一个星期，他有些激动。

　　中午12点左右，赵师傅拉上了一个年轻乘客。当随车采访的记者告诉对方，赵师傅的车曾搭乘过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时，这名乘客先是愣了一下，突然握住赵师傅的胳膊，“太荣幸了，我居然能坐上这辆车，实在没想到。”

　　赵师傅也没有想到，中国内地“首例” 甲型流感病例会被自己拉到。

　　8天前，5月9日中午1时许，赵师傅在成都双流机场，等了40分钟后，终于拉上了三个客人：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年轻男子，带着三件大行李箱。年轻男子戴着白色的口罩。他们说，到四川省人民医院。

　　路上，这三人很沉闷。下车时，坐前排的女子没要发票。赵师傅问：要不要献一下爱心？在他的车座旁，挂着“红标”行动的标志，这是自4月1日起，在成都启动的爱心消费援助灾区的公益活动。女子多拿出一元钱，赵师傅扯下一张“红标”票据给他。

　　正是这张票据，让疾控部门的人找到了赵师傅。

　　赵师傅没有想到，那个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子，会是中国内地第一例甲型流感病例，将在这座城市乃至中国内地掀起一场风波。

　　5月9日

　　“被我们遇上了！”

　　5月9日14：25，赵师傅拉的三个客人，那个后来被媒体称为“包某某”的年轻人，和他的父亲、女友，出现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分诊台前值班的是护士长杜丽红。

　　一听是发烧，又是从美国回来的，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杜丽红马上警觉起来。她正巧专用通道，把他们带到了旁边的发热门诊。

　　杜丽红马上赶回分诊台，打电话向院总值班汇报，并由后者通知专家。正打电话时，她忽然看见，三个人拉着行李箱从急救中心的门前走过。杜马上跑出去，拦住他们，劝说他们接受专家的诊断，“如果诊断以后，专家排除了流感可能，你放心，我们也放心。”

　　“他认为自己只是普通感冒，我过于紧张了。他说每次坐飞机回来，都会扁桃体发炎。”杜丽红说。

　　三个人又回到了发热门诊。很快，穿着防护服的专家到了，拍片，验血，又通知了青羊区疾控中心。

　　下午四五点，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给包某某取样，12点，结果出来了，阴性。家属要求走，发热门诊的护士长匡永福觉得，不能走。她对包某某说：从疫区来的人，不管阴性阳性，都要进行7天的医学观察。

　　她把急救中心主任胡卫健请来了，又联系院领导。10日凌晨3时，省疾控中心急传所长祝小平、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方刚以及检验人员赶来了。包某某再次接受了采样，检验人员李天舒用棉签深入其喉部，采取其咽拭子样本。凌晨3：30，样本送达四川省疾控中心流感实验室。

　　5个小时后，当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检测结果的图谱后，检验人员潘明瞪大了眼睛——阳性！“没想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病毒阳性实验室结果，被我们遇上了！”

　　下午1：30，第二次检验结果出来，仍是阳性。四川省疾控中心顿时紧张起来。下午2时，四川省疾控中心与国家疾控中心流感专家就检测结果进行电话讨论。晚8：00，有关样本开始空运北京送检。

　　杜丽红听到阳性的消息，是在10日上午10时，她说，“幸亏把他追回来了，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发热门诊，省疾控中心、省卫生厅、省医院的领导，在给包某某作工作，劝说他转院。保安周洪说：“传染病医院的救护车就停在门外，车子发动了三次，熄了三次。”

　　中午时，包某某的体温一直没有降下来，达到38.8℃。终于，在10日下午3时许，包某某及亲人上了传染病医院的车。

    5月10日

　　两小时，酒店变成了医学观察点

　　传染病医院

　　成都传染病医院护士长常成，接到医院护理部的电话时，是在10日上午9时30分。她赶紧通知在家过周末的护士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医院集合。

　　下午3时多，包某某在接诊医生、消毒工陪同下，走进了医院最里面的一栋小楼，五楼的第五个房间。这是一个十多个平方米的房间，有单独卫生间、呼叫监护仪、电视、空气消毒机、空调、中心供氧系统。5月9日，这所医院刚刚进行了一次应急方案工作演练，5楼就已被清空。而随着包某某的到来，这栋小楼其他楼层所有的病人正被紧急迁移。

　　“他刚进来时，精神比较差，情绪波动明显。” 常成说。下午5时半，包某某感觉胸闷气短，医护人员担心他有呼吸衰竭早期的症状，就给他吸了氧，半小时后，情况缓解。

　　按专家的方案，当天开始给他输液，使用了达菲。这天下午，他在医院吃了第一顿饭：一个素菜，一个白菜炒肉丝。他吃得很少，饭菜加起来，可能有一两。晚上11时，喝了250ml牛奶。

　　护士赵颖玉接夜班时，是晚上11点。病房里很静，包某某打着鼾，赵颖玉守候着，穿着三层防护服， 雨靴，戴着N95口罩、眼罩，很快就全身湿透了。每隔1小时，赵颖玉给他量一次体温。下午他来时38℃，晚上8时38.5℃，深夜12时38.3℃，11日凌晨4时体温就降到了36.3℃。

　　在医院的指挥中心，专家和护士们一起，都是彻夜未眠。 ]

　　被隔离的人们

　　当包某某被隔离的时候，另一场对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也在进行中。

　　杜丽红接到通知来到医院，晚上，她和12名同事一样，住进附近的酒店。

　　赵师傅也被疾控中心的车，带到了位于成都郊区的一家四星级酒店——博瑞酒店。

　　一下车，赵师傅发现这里灯火通明，到处是穿着防护服的人。然后他被带到了8588房，这一进，就是7个夜晚6个白天。

　　在一家公司上班的雷小姐，是在下午3时，被“凄凄惨惨地请进了车里”。她在博客写道：家里楼下看门的老太太啥情况也不懂，就满院地喊着说我有病了！宾馆，我住的是个宾馆！一人一间屋。条件设施都很好。可除了我以外，其他战友都是全副装备带全了。看来我是没有经历非典，不知道什么叫隔离啊。就这样，在阵阵后悔的叹息中，我住进了8325房间。

　　成都市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控制科主任窦丰满，是10日深夜11点多，接到电话受命奔赴博瑞酒店建立医学观察点的。当他和12个工作人员赶到酒店时，已是11日零时30分。龙泉公安分局170多名警力分五班，已投入了安保工作。

　　窦丰满迅速了解了酒店的格局，选定主楼作为集中观察点，然后确定观察者进出通道、工作人员通道、排污通道，紧急培训相关人员。两小时内，这家酒店变成了一个医学观察点。

　　工作人员还在培训时，首批观察者陆续进来了，58人，等把他们安顿下来，已是11日凌晨4时。

　　5月11日

　　“成都5·11”

　　一场紧张的新闻大战也在打响。还在10日晚10时，成都一家电台的记者就注意到新华网上发出的消息：成都发现疑似病例。而这时，位于静居寺18号的成都传染病医院，门口架起了长枪短炮，不少做地震报道的记者闻讯赶来。

　　11日零时30分，北京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灯火通明，面对刚刚送到的疑似患者标本，工作人员连夜检测。

　　凌晨3时，成都市政府召开了紧急新闻发布会，对内地出现第一例甲型(H1N1)疑似病例进行详细通报：包某某，于5月8日从美国乘NW19航班飞往东京出现咽痛，于5月9日上午10：50于北京乘3U8882航班到成都时自觉发热，13：17抵达成都，与接机的2名亲友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省医院就诊。经市疾控中心和省疾控中心采样检测，结果均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弱阳性。

　　凌晨4时30分，中国疾控中心对疑似患者标本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凌晨5时，包某某在成都传染病医院，输完了1377.5ml的液体。7时，他起床，精神好了很多。

　　而在博瑞酒店，赵师傅吃了观察期间的第一顿饭：三个鸡蛋，两个小包子，两个小馒头，还有一袋牛奶。9时，穿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开始给他量体温，他很紧张，希望自己没有遭灾。

　　同一酒店的雷小姐在感慨：一天加消夜是四顿饭，长此下去，不成猪才怪呢！

　　这一天，关于首例病人，从国家卫生部到四川省再到成都市，一天内召开了4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中国内地发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这一天，被成都人命名为“成都的5·11”。

　　“去年的5·12，不让人住在家里；今年的5·11，不让人出来。”一位成都市民开玩笑说。而成都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街上很难找到戴口罩的人。

　　即使在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在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也没有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常成说：“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像是很普通的病人，但病例确实很特殊，是中国内地第一例这样的病人。”另一位成都市民说：地震都经过了，还怕啥子？

　　对于赵师傅，他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他该买彩票，运气太好了。此前，西班牙一位隔离者中了1.26亿欧元的事，让市民眼红。

　　5月12日

　　“机场很危险，北京来的火车也不敢接”

　　这一天，包某某全天吃素，像所有的四川人一样，学地质的他，忘不了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成都天府广场，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一张红底白字的“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夺取灾后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胜利”，取代了去年5月那张“深切哀悼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横幅。当时针指向14时28分，8万平方米的广场安静了。3分钟后，一声“雄起”的口号打破了之前的静默。

　　14时28分，当小号演奏的《思念曲》飘起时，他坐在电视旁，看得很仔细。

　　这一天，包某某的情绪不错，当天的新闻通报中说，“病情好转，生命体征平稳，体温已基本恢复正常，自觉症状明显缓解，咳嗽减轻，焦虑、紧张情绪消除。”

　　中午12时左右，家乡内江市市委书记唐利民，专程来到医院看望包某某。在电话中，唐利民提了三点希望：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市委市政府和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在关心你，政府和街坊邻居会照顾好你的妈妈。

　　在博瑞酒店，赵师傅也看了当天的国祭活动，他从头看到尾，心情很沉重。

　　这一天，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已向旅客启用红外线体温测试仪。自成都出现首例甲型流感之后，机场成了一些司机不敢去的地方。成都出租车司机魏宇波说，“机场很危险，有好几天不敢去。四川省人民医院也不敢去，北京过来的火车也不敢接。”

　　这一天，雷小姐在网上写着：今天感觉不妙了一把！竟然毫无缘由地流了鼻涕。吓坏我了，赶紧量了个体温。36.7℃正常啊！啥情况？赶紧给医生打了电话。得到的解释是：需要引起重视，因为感冒的初期就是打喷嚏和流鼻涕。

　　5月13日

　　“不要在意网上的言论”

　　包某某用上了医院提供的上网卡，开始了上网。此前，他多次提出要上网，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医院给他的建议是，合理利用上网时间，注意休息；不要在意网上对他不利的言论。自确诊以后，网上出现了不少言论炮轰他传播病毒。

　　成都传媒集团通过他父亲，约好跟他连线做报道，他本来答应了，却临时变卦，坚决不同意。他说，不能再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了。

　　在博瑞酒店，有个男性观察者出现了体温波动，医疗人员紧急分析原因，进行排除。雷小姐在日记里写道：在第一天的日记里，我当时没有压抑住愤怒的情绪。我只能说，那是正常宣泄而已。

　　这一天，在山东，内地第二例患者被确诊。四川南部县一名男子谎报流感疫情，后被拘十天。在成都，接受甲型H1N1流感治疗和集中医学观察者达到127人，与包某某同机乘客全部被找到。

　　赵师傅在酒店里，感叹自己都长胖了。这里的伙食不错，一开始是两荤一素，两天后为三荤一素一汤。而他的出租车经过严格消毒后停放在公司停车场，和他一样被“隔离”了。

　　自从内地首例病例出现后，成都市交委迅速启动了应急保障机制。在出租车行业，5月12日起，出租车管理处提出了营运车辆一日一清洁，每次载客到达目的地后，必须按规定向乘客出具发票。公交行业，在197条线路的始末站点，安排了清洁工进行消毒。

　　5月14日-15日

　　有些人的情绪出现波动

　　包某某的体温测量，从1小时1次改为两小时1次。

　　在成都接受甲型H1N1流感治疗和集中医学观察者127人，均未出现不适症状。但在博瑞酒店，部分医学观察者的情绪，出现了波动。窦丰满说：“有些人的情绪出现波动，比如说自己的家里还有事情，想要回去。我们就专门设置了一个热线，把观察者的困难记下来，转交给有关部门去解决。”

　　而在北京的医学观察者中，在所在酒店，观察者可以相对自由地活动，多人打太极，踢毽子。相对而言，成都的隔离要严格得多。

　　令雷小姐高兴的是，15日晚10时30分，她拿到了《征求意见书》！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将在5月16日下午1：30解除医学观察。

　　医学观察者什么时候解除？这个问题，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成为记者集中发炮的所在。新闻发言人透露：专家已拟定了解除甲型H1N1流感医学观察的相关方案。但在具体的时间问题上，三缄其口。

　　5月16日

　　“你们要给我准备一束花”

　　这天是四川省首批124名医学观察者解除观察的日子。

　　早晨7时不到，赵师傅就起了床，几天没有见到儿子和老婆，他心里有些想念。

　　上午9时，穿着防护服的疾控人员，来到各个房间，进行最后一次医学观察。中午11时半，他们观察期间最后一次午餐准时送到。之后，工作人员向观察人员发送相关解除观察证明、健康卡。

　　中午1时半左右，当观察人员陆续走出酒店大厅时，赵师傅还呆在房间里，由于与包某某接触时间较晚，他接触观察的时间要晚一些。1时50分，他也拿到了证明。公司领导赶到了酒店，为赵师傅送上了鲜花和果篮。

　　人渐渐地走了，窦丰满和他的同事们，半瘫在大堂的沙发上。一个女观察人员临走时跟他说：“今天，你们要给我准备一束花，如果你们不准备，我就不走。你看我都住得那么好，吃得也好。我不在这里，可能还没有这种待遇。”

　　下午4时35分，赵师傅回到了家。儿子从后面蹦了出来，父子俩抱在一起。当天晚上，一家五口人出去吃了火锅。

　　这一天，成都的悠闲生活仍在继续。

　　“快女”成都唱区在万达广场举行盛大的发布会，绚丽多姿的舞台向怀揣音乐梦想的女孩打开了通道。

　　在成都麻将与茶文化博览馆，雀王大赛进入了决赛阶段，坐在价值10万元的木椅子上，平面设计师刘利明在连续错过两盘自摸后，终于自摸“龙七对”，一举夺得冠军。

　　这一天，成都阳光明媚，成都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何军称：中国内地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处置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而在同一天，北京报告一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这是中国内地第三例输入性确诊病例。

　　5月17日

　　他像明星般走出医院

　　这一天，包某某即将出院的成都传染病医院，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下午，四川省将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但这并未转移记者们对这里的关注。从早晨开始，就有记者在守候。

　　医院方称，接上面通知，只允许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成都传媒集团的记者进去采访。而20多名各地记者，则像攻碉堡一样，在和院方的交涉下，在四五个小时之后，终于靠近包某某居住的小楼。

　　下午4时左右，穿着浅蓝色衬衣，脚蹬人字拖的包某某，抱着鲜花，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向医护人员鞠躬，表示感谢，并向因他而医学观察的人们致歉。在“咔嚓”响声里，他受到明星般的待遇。4时20分左右，一辆面包车载着一家三口，向内江方向驶去。

　　在包某某出院的时候，杜丽红和她的12名同事，也顺利解除了医学观察。四川省人民医院在现场为这些医务人员颁发了“抗击甲型H1N1流感特别贡献奖”。

　　杜丽红惦记着，给儿子买件礼物。在她医学观察期间，儿子的英语考试，考了92.5分。晚上，一家人去吃了烤鱼。

　　四川省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全省未发生新的疑似、确诊病例，未发生第二代感染病例。省疾控中心急性病传染防治所所长祝小平说：我省有可能再次发现输入性病例，但短期内大范围暴发传染病疫情的可能性较小。

　　成都人的生活仍在继续，似乎这场流感从来没有来过四川。在合江亭，一天内， 40多对新人，在这里结婚拍照。中午时分，一支由12辆悍马组成的结婚车队，引起众人的惊叹。

　　这一天，成都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魏宇波，给一位客人扯下发票，开玩笑说：“给你发票，万一得了甲型流感，我们一块隔离。呵呵。”

　　而甲型H1N1流感并没有远离中国。5月18日起，北京对疫区归来留学生入户健康观察。卫生部长陈竺在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言：对流感不能恐慌不能放任。

　　被SARS吓死

　　甲型H1N1流感凶猛。截至5月18日，全球共计38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疑似病例6209例，确诊7785例，其中中国内地4例，香港3例。死亡集中在美洲，来自墨西哥、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甲型H1N1流感死亡报告已达69份。从这次流感，我们很容易想起六年前的SARS恐慌。事实上，今天中国人对甲流严阵以待，也得益于六年前的那场生死历练。

　　记者·洪鹄

　　河源案发

　　这种后来耳熟能详的疾病一开始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2002年底，中国首例非典病人、36岁的黄杏初从住院到出院，都是被当成重度肺炎治疗的。在餐馆打工的黄杏初最初的症状与普通感冒无异，他发烧，咳嗽，浑身无力，在河源市人民医院打了一个星期点滴仍不见好转。12月17日，X光片透视显示，炎症正在黄杏初肺部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病人神志不清，被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

　　呼吸科主任黄文杰感到奇怪，这么年轻的人，看起来体格也很棒，为什么肺炎会这么严重，甚至使用各种抗生素均毫不见效。他从病理上找不出更深层次的原因，只能对症治疗。

　　直到河源传来消息，河源市人民医院护理过黄杏初的七八名医护人员得了集体肺炎，黄文杰和他的同事们这才注意到这种病的传染性。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病愈出院，出院单上写的仍然是“重度肺炎”。

　　黄杏初还没有想到，一种即将肆虐全球的疫情已从自己身上而起。

　　广东蔓延

　　年后黄杏初打算复工。回到之前打工的深圳酒楼，才得知现在这里生意已一落千丈。一家报纸登出了这是得“怪病”的黄杏初曾经掌勺的地方，人们避之惟恐不及。

　　1月之后，非典型性肺炎在广东河源、中山，以及广西河池等地，一波接一波地群体性发生了，很多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都受到了感染。2月，疫情大暴发，发病人数由1月的110例暴增至668例，春节期间几乎每天的新增病例都达50例以上。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一家中小型规模的医院。由于拥有传染病专科，成为了广州最早收治“非典”病人的指定医院。短短十几天之内，“非典”病人达150多名，全部都发着高烧，200多名医护人员几乎忙得脚不着地，11台呼吸机同时运转，所有病人都需要冰敷，此时却连制冰都来不及。

　　病人的传染性极强。一位病人从中山二院转到中山三院，一共毒倒了五十多位医护人员。到了八院之后，又有8名医生、12名护士接连倒下。院长唐小平从事传染病研究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传染性这么强的病。市民中出现了抢购白醋、板蓝根的惶恐。香港媒体纷纷猜测病原体是炭疽、鼠疫、禽流感之类。但官方媒体并没有任何权威的信息发布。

　　很快，这种后来被命名为SARS的传染病走出广东，并在北京集中暴发。

　　国际通缉令

　　2月18日，北京传来消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从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新华社随即发出通稿宣布“非典型肺炎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3月6日，钟南山再次通过南方都市报对“衣原体”之说提出质疑，他明确表示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按衣原体思路进行治疗是无效的。而在此前的2月底，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专家经过反复实验，认为“非典”的病原体可能是冠状病毒。

　　疫情在扩散。2月28日，意大利医学家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在救治一名生命垂危的越南病人时，细心观察了病人的病征，建议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来为其命名，简称SARS。

　　在此之前，世卫组织一度将非典命名为UP，即不名原因肺炎(Pneumonia with unknown Reason)的缩写。钟南山支持易名，“不明原因四个字不好，让人联想到恐怖主义。”

　　3月15日，世卫组织正式向全球拉响SARS警报。3月18日，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合作，分离出了冠状病毒。由于国内当时的主流观点还集中在衣原体上，这则消息由港大独家发布。一个月后，世卫组织正式确认了这个结论。

　　找到病原体只是第一步。携病原体的元凶依然下落不明。4月，人心惶惶。仅与香港京华国际酒店一组等候电梯的人有接触的人中，就死亡20余人。14个国家报告发现了SARS病例。WHO在网上建立的一个由10多个各国实验室联合组成的研究网上，78位科学家们不断交流着研究情况，然而刷新最多的一句话是：没有进展。

　　“元凶”果子狸

　　2003年5月23日，果子狸的命运开始在风口浪尖飘摇不定。

　　这天下午，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在深圳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SARS病毒溯源研究获得重要进展：从6只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到3株SARS样病毒，从1只貉标本中分离到1株SARS样病毒。其中从果子狸标本中分离的1株SARS样本显示出与人类SARS病毒有99%以上的同源性。此后，同样的研究结果在美国的两个研究中心重复得出。

　　与此同时，有人反对早早就该果子狸定罪。6月19日，中国农业大学公布在76份果子狸样本中，均未检测到SARS病毒。

　　2004年，一个联合了中、美、澳大利亚科学家的研究小组有了新发现，调查表明野生蝙蝠可能才是SARS病毒的源头宿主，而之前广受怀疑的果子狸不过是病毒传播的中间环节。

　　2003年底到2004年1月，平息已久的SARS在广东又出现了4例确诊病例。其中3例都与果子狸有过关系。1月5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消息，称此次的SARS病毒样本与果子狸病毒基因高度同源，进一步提示了果子狸的元凶身份。

　　SARS灭绝？

　　2004年6月之后，SARS似乎未再见踪影。美国一位名叫凯瑟琳·霍姆斯的微生物学家就此提出了“SARS灭绝论”。

　　钟南山无法赞同这样的论调。他与国内外众多科学家已经形成共识：SARS病毒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新的病毒，尽管它来得急走得也快，但科学家对它的认识还是不够充分的，不能说去年6月以后没有见到SARS的影子就说它已经消失，也不能仅仅凭一些局限的实验就武断地得出SARS病毒已经在自然界灭绝的结论。

　　“比如我们至今不能肯定地说出SARS的元凶是谁。果子狸肯定是中间宿主，是重要传染渠道，但我们也只能说到此而已。”

　　一起抓不到真凶的案子，能真正算破案率吗？下一次把病毒传染给我们的可能是果子狸，也可能是其他野生动物。

　　在中国，禽流感一度带来的恐慌依然是众多国人的鲜活记忆。在疫情最严重的2004年到2005年间，禽类养殖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为带动市场，各地相继出现各级农业、卫生部门领导竞相带头在公共场合吃鸡的盛况。人们的注意力被猪流感吸引，但禽流感病毒又在中国现身，假如禽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相遇，后果将不堪设想。

　　记者· 陈庸

　　2009年5月6日，一名23岁妇女死于越南清化省关化县。

　　这是目前为止最新的一个人患禽流感死亡案例。这名女子4月16日出现症状，5天后住院，第6天死亡。

　　禽流感的致命性史无前例。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2009年5月15日为止，全球共发现人感染禽流感424例，死亡261例，死亡率高达60%。其中发生在中国的38例，死亡25例，死亡率更是高达65%。远高于非典7%的死亡率。

　　一个成年人从感染禽流感到死亡并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先是发热、流涕、鼻塞、咳嗽、咽痛、头痛，就像一般的感冒，健康的成年人对此一般并不在意。

　　但是很快人们会察觉到不妙，体温计数值始终持续在39摄氏度以上，紧接着你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出现肺炎，有时伴有胸腔积液。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出血、胸腔积液、肾衰竭、败血症休克等多种并发症极有可能同时来袭，并导致病人最终死亡。

　　从发动攻势到完成最后一击，禽流感病毒置人于死地只需要一周到半个月的时间。

　　在中国，禽流感一度带来的恐慌依然是众多国人的鲜活记忆。在疫情最严重的2004年到2005年间，禽类养殖业遭到毁灭性打击。2008年6月，香港在鸡粪中发现H5N1禽流感病毒，政府立即决定将全港鸡档的生鸡都杀光。当禽流感疫情缓解，为带动市场，各地又相继出现各级农业、卫生部门领导竞相带头在公共场合吃鸡的盛况。

　　如今禽流感风头似乎被猪流感盖过，但是危机还没有过去，禽流感阴霾尚未散尽。

　　今年5月份，H5N1型高致病性病毒还袭击了中国青海的候鸟群，导致121只野鸟死亡。国人的神经再一次绷紧。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首页上，禽流感栏目依然高悬，该组织发出警告说：“世界现在比1968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临近一场新的流感大流行”。

　　在5月18日开幕的世界卫生大会(WHA)上，总干事陈冯富珍提醒说：“我们不能忽视H5N1禽流感病毒在一些国家家禽中的流行。没有人能确认当人们面临感染H1N1病毒压力时，禽流感病毒将如何发展。”而一旦H1N1病毒与禽流感病毒相结合，后果不堪设想。

　　荷兰病毒学家阿尔贝特·奥斯特豪斯曾做出过悲观的预测：“一场人类流感瘟疫可使世界人口的20%得病。在短短几个月内会有将近3000万人躺在医院里，他们中将有1／4死亡。”

　　禽流感会成为这个杀手吗？

　　鸡传人，人传人？

　　对世界卫生组织来说，每一例死亡都意味着一次禽流感病毒变种的可能。

　　如果遗漏案例，没有及时扑杀，失去对病毒的持续跟踪，一旦禽流感病毒衍变出可以在人际之间传播的新型变种，一场全球灾难将席卷六大洲。

　　管轶博士是世界卫生组织最信任的禽流感专家之一，过去数年中，他的团队已从收集到的十多万份样本中排出了250多个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

　　管轶和他的研究室在中国大陆的禽流感病毒搜索被称为是“地毯式”的，他发现，禽流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甚至做不完。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禽流感能够人际传播。尽管此前曾有同一个家庭中出现数个病例的情况，很难确定病毒是从他们共同居住的环境暴露源中获得的，还是由家庭成员间彼此传播所致。

　　上个世纪发生过三次大流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1918年的大流行造成全球4000万-5000万人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事件之一。

　　高致病性的 H5N1 禽流感病毒自2003 年的年中一直在亚洲部分地区循环， 并且已经感染了10 个国家的200 余人，但是主要仍然表现为禽类的疾病。如果该病毒变得能有效、持续地在人际传播，那么下一场大流行就开始了。

　　此前的流行理论认为：禽流感不能人传人的原因是患者的气管没有被感染，上呼吸道没有被感染，病毒只是在肺里边，即使上呼吸道遇到病毒也不易被感染上。

　　但2007年，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顾江教授课题组的发现推翻了这一理论。

　　他们解剖了两例因感染禽流感而死亡的尸体，其中一例是一位24岁的怀孕妇女，4个月的胎儿死在腹中。

　　结果他们发现人患禽流感不只造成肺部感染，而是多器官全身性疾病。他们还发现孕妇胎盘中的胎儿也被感染。

　　禽流感病毒的毒性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如果大流行发生

　　什么时候纽约街头上会杳无人迹？有一种可能是你在看威尔·史密斯的《我是传奇》，城市已经被僵尸们所摧毁，另一种可能是全球性的流感中断了人类社会的运转。

　　如果禽流感在人际之间实现传播，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

　　所有的国家都将受到感染。一旦大流行性病毒开始在全球蔓延，大流行将无法停止，因为这是由能通过飞沫与空气传播的病毒引起的。许多专家预计，下一次大流感发生的话，会在3个月之内波及全世界各个角落。

　　想一下吧，在古代，大洋或者高山可以阻隔的病毒，如今病毒们正乘坐着飞机出现在全球各地。24小时前，它刚刚在越南或者埃及或者马来西亚的某个鸡圈里诞生，24小时后，病毒已经在东京或者纽约街头寻找新的宿主。

　　关闭边界、旅行限制可以推迟病毒的进入，但是无法加以阻止。即便像上个世纪，国际旅行主要使用轮船的时候，大流感依然在全球传播了6至9个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一种超强病毒传播至所有大陆。

　　接下来医院被挤爆，疫苗和抗病毒药物大量短缺。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按目前的趋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整个病毒大流行期间将不能获得疫苗。

　　对死亡数字的所有估计完全是猜测性的，世界卫生组织使用了一个相对保守的估算—— 全球200万至740万人死亡。

　　由于广泛可及的电子通讯，公众的焦虑情绪也将以空前的速度蔓延。

　　中国目前有142.32亿只家禽，在禽流感期间，尤其是2005年，产品上市受到影响，两年间以每只禽类至少损失20元计，全国直接经济损失2840多亿元。

　　2005年因禽流感影响，国内比较大型的养禽基地新希望集团损失1亿元，草原兴发集团也因为失去市场，只好焚烧种鸡212.29万只、商品鸡426.35万只，亏损3亿元。

　　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泰国、越南等的经济损失不亚于“一场战争”的损失。世界银行估计，如果流感大流行发生，一年内可以造成全世界80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昂贵的防线

　　目前流感疫苗的最大生产量是每年4.2 亿剂，远远不能满足流感大流行期间的WHO应对大流行性流感战略行动计划预期需求。

　　此外，全球90%的流感疫苗生产能力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国家，而他们的人数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0%。

　　在应对禽流感暴发上，发达国家已经做了充足准备，而在H5N1 呈地方性流行且最可能出现大面积流行的国家，却由于经费问题远远落在后面。

　　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家有某种形式的应对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在广泛性和完成阶段方面差异极大。由于有限的生产能力以及成本，获得抗病毒药物和更重要的是获得疫苗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约有23 个国家已订购抗病毒药物用于国家储存，但是主要生产厂家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满足所有订单。国内有从事大流行疫苗方面工作的疫苗公司的国家不足10 个。

　　在疫苗方面，世卫组织协商会得出的结论十分严峻：“以目前的趋势，多数发展中国家将在第一波大流行期间甚至可能在整个大流行期间不可能获得疫苗。”

　　像对付飓风一样对付流感

　　2005年，理查德·贝瑟还是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的紧急情况反应办公室主任，那一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如今，作为CDC代理主任的他，又被委以公共健康总指挥的重任，负责管理一个研究全国性流行性感冒的机构。这样的工作意味着贝瑟必须在电视摄像机前一遍又一遍地向忧虑的人们解释洗手的重要性。飓风卡特里娜带来的教训，给了他工作的灵感。而在全球化时代，CDC的经验当然也值得我们参考。

　　文·Bryan Walsh   编译·括囊

　　理查德·贝瑟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代理主任

　　边境封锁拦不住病毒

　　南都周刊记者：疾病防控中心和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不引起恐慌的情况下保护公众健康。你是怎样把握这个尺度的？

　　贝瑟：当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老百姓对你的信任很重要。要取得公众信任，你必须让大家觉得你会如实地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定期地告知大家我们已经掌握哪些情况，还有哪些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希望公众能利用这些信息做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量多地利用媒体的原因——与大家分享信息。

　　南都周刊记者：说到公众的反应，大家似乎都不大明白为什么政府没有封锁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就你而言，为什么会觉得封锁是个坏主意呢？

　　贝瑟：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事实上，第一例H1N1确诊病例并不是在墨西哥发现的，而是在圣地亚哥。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已经在美国了。在过往的疾病防治与战略目标计划当中，我们就已经对类似情况做了观察和研究。如果只是发生在小范围内，相关部门会排出一个小组去处理。但如果一旦病毒扩散出了这个范围，再想控制它就几乎不可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边境封锁的原因。

　　除此之外，模拟数据显示，就算疫情暴发在其它很远的地方，但如果在当地没有控制住它，即使实施了边境政策，也只能为你赢得最多10个星期的时间。一旦它侵入了一国边境，封锁政策便彻底失效了，因为当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在国内某地发现病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其它地方很可能也已经有了相同病例。总而言之，病毒的入侵是全面性的，一个国家不会只有某一个地区出现病例。

　　另外，我们希望把自身资源运用于对于感染或未感染人群的救助中去，但封锁边境、禁止双方往来的做法显然和我们的本意背道而驰。

　　飓风事件教会我很多东西

　　南都周刊记者：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将动物健康与人类健康联系起来，以便若兽医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时，他们能及时通知人类医学者，并更快发现疾病呢？

　　贝瑟：如果你对流行疾病的来源有所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它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类与动物的交界面。你说得很对，越好地了解人与动物的联系，我们便能越快地找出流行性疾病。

　　南都周刊记者：H1N1也许过段时间就会消失，但在秋天它又可能变异成另一种更危险的病毒品种。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呢？

　　贝瑟：我们有很多方法来应付这样的局面，其中就包括培育H1N1病毒疫苗。另外，我们还想仔细研究下个流感季节来临时，南半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种病毒与其它的病毒比起来特别在什么地方。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可以用泰米弗氯和瑞乐沙来对付它。可是，它会产生变异么？我们希望的是，这种病毒不产生变异，或者即使产生变异了，我们也能知道它变成了什么。

　　南都周刊记者：很明显，这种病毒会变异。面对这种情况，特别又是在经济低迷、预算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和当地医疗机构对于这场能引起大范围传染的疾病究竟准备得如何呢？

　　贝瑟：我们医疗救助系统的负荷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应该计划如何照顾好自己，但问题是现在的医疗能力有限。所以目前，进行医疗改革和增加获得救治的渠道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加强社区管理措施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完全阻止流感的发生，而是因为即使只能将其传播的速度减缓，这样也能减轻医疗救助系统的负担。

　　南都周刊记者：记得当时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时，你是紧急情况反应办公室的主任。那次事件的经历给了你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又有哪些能运用到我们这次的流感事件当中来呢？

　　贝瑟：卡特里娜飓风事件确实教会我很多东西。我们都很注重社会的安全与健康，所以当灾难发生时，我们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于灾害的各种反应与措施上。从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受灾最严重的人身上就能看到，你能接受到的医疗水平越低，你所承担的风险和遭受的损失就越大。

　　我从那次飓风中学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提前做好准备是会得到回报的。但同时你也很难一直保持戒备的状态，因为在处理过那么多棘手的事件之后，人很容易犯过于自信的毛病。幸运的是，在这次的H1N1暴发之前，多年来我们的政府和医疗机构就一直在研究并计划应对全国性传染疾病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