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间，我国启动了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新能源汽车战略初露端倪。目前，计划在3年内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在公交、出租、公务等领域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力争使全国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模到2012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10％。

       服务于北京奥运会的燃料电池客车

    “这车能省不少油，而且污染物排放也少，差不多的价格买这个更合适”，小曹擦拭着自己新买的奇瑞混合动力车笑着说。“汽车是越来越先进了，听人说还有不吃‘油’的呢”，小曹的父亲、70多岁的曹大爷不禁感慨，当年连坐车都是一种奢侈，没想到现在能坐上这么好的车。如今，汽车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各种绿色经济的新能源汽车让人们应接不暇，而由此折射的则是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脚步。

    全国人民的“解放”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奠基，奠基石上面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一辆墨绿色的汽车从总装配线上开了下来，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解放”。24岁的陈光祖和它合了个影。

    “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从1953年开始发展的，但其实不是，1949年到1953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准备阶段，所以我们的汽车是和共和国同龄的”。今年77岁的陈光祖说，这位汽车元老见证了一汽建厂、“解放”“红旗”的诞生以及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

    他回忆道，早在1949年，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与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商后确定，苏联援建的一批重点项目中包括一座现代化工厂。

    1950年2月，全国机械工业会议上决定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1951年2月，第一汽车厂厂址确定在长春西南孟家屯，代号为“652”。1952年12月，饶斌被任命为一汽厂长。时任哈尔滨市长的他在毛主席去苏联时曾接待过，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问道：是不是那个白面书生，他厉害吗？大家回答：还可以，于是任命通过。

    自此，中国开始举全国之力建设一汽。1954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复员军人、干部、技工及大学毕业生被一列列火车拉到长春市，22岁的复旦大学毕业生陈光祖就是其中一员。兴奋、憧憬、激动……学管理的他或许想不到，这一去将把他的一生和汽车紧密相连。

    由于报到的人太多，陈光祖在“先到处看看玩一玩”的指示下逛了两个星期后，被派去附近的一个兵工厂拉毛坯。不久后，他被调到工地做记录员。随后，他又被分配到生产车间。

    没有任何技术基础的他跟着一个老工程师调试设备。所有的工艺卡片、工艺设计文件都是俄文的，而翻译又太少，车间里的大学生只好现学现卖自己来翻译，“我们每天早上学俄文，晚上学技术，进行设备的调试，对苏联专家也是连说带比划，似懂非懂地跟着干”，陈光祖回忆说。

    “那时候睡觉当‘团长’，就是冻得蜷起身来的意思；学习当‘连长’，得一刻不停地去学；吃饭当‘排长’，建设工地人太多了，食堂供不应求，因此大家都排着队去吃饭……”笑容在老人脸上流淌，曾经的艰辛刻下的都是浓甜的记忆。和陈光祖一样，一大批汽车人才在这里诞生。

　　关于“红旗”的记忆

    1958年5月，中国的第一辆“东风”轿车在一汽诞生。虽然是苏联吉斯150的简单“克隆”，但依然让全国人民为之鼓舞。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开会就好了。“机械部副部长传达给我们，一下子我们就要赶紧做轿车”，陈光祖回忆说。

    1958年5月份，第一辆名为“东风”的轿车从一汽开到了中南海，“总结时，厂领导认为车里的空间太小了，中央领导人乘车不方便，于是决定试制‘红旗’”，陈光祖说。

    “把国外的汽车拆开，零件摆了一地，让各个车间来抢任务。”时任工具分厂毛坯车间团支部书记、青年突击队队长的陈光祖顺利地领到了个“圆形零部件”生产任务。

    当他小心翼翼地抱着零件回车间时，一位老工程师说：“这可要小心，弄不好会把汽车炸了”。经过仔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不锈钢液压零件，在八级焊工、铣工等人的通力合作下，一周就完成任务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自动变速箱的液压变扭器，是个高精度产品，之后我在通用等车间里看到他们的生产方法基本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用自动化激光焊接而已”，说到这，老人开心地笑了。

    而由此获得的“优秀团干部”、“优秀突击队长”，以及此后的“一汽功臣”等证书也被他当宝贝一样珍藏着。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到1个月时间内，一辆新的轿车诞生了，这就是日后成为中国汽车形象代表的“红旗”。

    同年6月，北京第一汽车厂附件厂试制成功井冈山牌轿车，同时工厂更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9月，上海汽车配件厂（上海汽车装修厂，后更名为上海汽车厂）试制成功第一辆凤凰牌轿车。

    “合资经营可以办”

    在陈光祖的记忆里，1953年到1978年，中国汽车工业特别是轿车工业在徘徊中发展。“合资经营可以办”——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七字批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奠定了未来30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道路。

    在相当长时间内，轿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而与普通人无缘。“县团级坐吉普，地市级以上可以做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则是中央领导人的待遇，这主要是为了国家形象”，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陈一龙回忆说。到1978年，全国共生产汽车14.9万辆，其中轿车2640辆。

    转变源于邓小平的一个批示。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第二汽车制造厂，在双方探讨重型卡车技术引进项目时，建议中国最好采用“中外合资”的形式来经营项目，邓小平在相关简报中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边，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

    其实，当美国人提出“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的思路时，刚度过十年浩劫的中国人不能甚至不敢去理解这种与资本家“联姻”的经营模式。

    因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七字批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3年5月5日，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的代表在“经营协议书”与“合资章程”上签字，中国第一家整车合资企业在首都诞生。

    1985年3月，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拍板的国内首个轿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轿车工业的开端。

    这一阶段，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2003年，我国汽车生产量为444.3万辆，居世界第四。

    然而拿市场换技术日后却颇受争议。“不拿市场换技术人家根本不给你，桑塔纳是大众在巴西、南美那边销售的车，市场反应很不好，到中国来合作反而很受欢迎，汽车生产非常复杂，没人教你，苏联老大哥的轿车生产也不先进，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获得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陈一龙说。

    吹响自主创新的号角

    1998年8月8日吉利自主研发的第一台轿车——吉利豪情二厢轿车在临海正式下线。1年后的12月，奇瑞风云在芜湖诞生。自此，中国轿车开始吹响自主创新的号角。

    在所有质疑“市场换技术”的言论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的一个关于中国汽车自主创新状况的报告尤为深刻和引起争议。“他接了这个课题后，在北京第一个找的就是我”，陈一龙说，在这个报告里，路风以极其严厉的语言批评了一些汽车厂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还极尽褒扬之词表扬了吉利、奇瑞等自主品牌。

    1997年，日后被人称为“狂人”或“疯子”的浙江台州人李书福跑到临海建起了一个面积超过800亩的制造基地，名义上是生产摩托车，却整日琢磨着如何做汽车。

    1998年8月8日，李书福还真造出了一辆车——吉利豪情正式下线。

    然而这一不可思议的举措却鲜有喝彩，“他摆宴100桌，向全国官员及经销商发出700张请柬，结果只来了一位浙江省的副省长，90多桌菜肴受到冷落”，后来的记述说。

    无论如何，中国第一台真正意义的CVVT发动机在吉利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台真正意义的自动变速器在吉利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台真正意义的四星安全车在吉利诞生了；全球第一个不怕爆胎的汽车在吉利诞生了。

    1999年12月18日，第一辆奇瑞风云轿车驶下生产线。奇瑞的出现让中国汽车市场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车高价神话的坚冰被打破了”，成为中国汽车行业一道标志性的分水岭，从此中低价位的车大量进入市场。

    新能源汽车方兴未艾

    6月20日，福田汽车向北京公交交付首批50辆混合动力新能源公交车，而早在去年8月，作为863项目重大科技成果，超过500辆的新能源汽车投入奥运示范运行。

    “可减少有害气体排放70%，减少能源20%”，站名显示器旁的说明引起刘女士的注意。一问才知道自己乘坐的是刚刚“上岗”的福田混合动力公交车，“噪音还真小了不少”，她说。6月20日，福田汽车生产的50辆油电混合动力车投入414路和121路运营。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整个企业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但新能源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陈一龙说。

    为了抓住机遇，我国出台一系列扶持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自2001年我国第十个五年发展规划开始，国家便启动了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新能源汽车战略初露端倪。

    今年初，“十城千辆”电动汽车启动暨百辆混合动力公交车投放仪式在湖北武汉举行。这项由科技部和财政部共同启动的电动汽车示范应用工程，计划在3年内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在公交、出租、公务等领域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力争使全国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模到2012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10％，这表明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开始进入实际运营阶段。

    不久后，国家颁布了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方案，明确了政府通过补贴消费者做大市场的模式，鼓励企业生产、研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这项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市场热情。

    与此同时，各大厂家纷纷出动。今年1月份，上汽集团和上海汽车共同投资组建的上海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挂牌，专注于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集成和控制集成开发，计划在3—5年内推出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东风集团、北汽集团等公司，也都制定了自己的新能源战略，并计划或已经推出部分电动汽车产品……绿色汽车时代正向我们驶来。

    见证

    1956年7月15日生产出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这是驾驶报喜汽车第一号车的司机马国范，当时，这位46岁的司机拥有25年驾龄，而驾驶中国自制的汽车还是第一次

　1958年9月28日第一辆红旗检阅车装配完毕送往北京向国庆10周年献礼

 1965年CA770型三排座高级轿车问世

吉利豪情——民企造车的第一款量产车

我国研制的燃料电池汽车“超越三号”参加2006年巴黎必比登挑战赛，获最高奖

陈光祖：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高科技专家委员会副总裁

   “红旗”是一个伟大的跨越

    事实上，“红旗”的荣耀并不因为其过硬的质量。“我们做过试验，从北京到天津就翻过车，国家领导人做的车也会半路抛锚，大跃进背景下不可能生产出非常好的车”，陈光祖并不讳言当初的状况。然而无论如何，从无到有都将是一个伟大的跨越，“红旗”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当年，除了高高在上的红旗之外，上海牌轿车是唯一量产的轿车，上海牌轿车的前身就是凤凰牌轿车，它首先采用了冲压焊接车身，不再是手工敲打，具有了现代化生产的工艺流程。从1965年定型到1979年，上海牌轿车共生产17000多辆，成为我国公务用车和出租车的主要车型。

陈一龙：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国庆40周年阅兵式上，

    拉远程导弹的全都是红岩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轿车主要还是公务用车或者是生产资料，私人拥有轿车还不可想像，而中国的重型汽车发展却如火如荼。“重型车的生产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创新能力”，陈一龙说。1965年，毕业不久的陈一龙在四川汽车厂工作。

    “那时候我们引进法国贝利埃重型越野车，这种越野车结构复杂，性能要求高，他们大量使用镍络钢，我国当时既缺镍铬钢，又缺外汇，需要用便宜的材料代替，这样材料工艺都得跟着换，但是那时候我们有志气，国家成立了重型汽车用钢领导小组，两年时间里解决了各种镍铬钢代用问题，完成了试制任务。”最终，在材料工艺完全自主创新基础上生产的“红岩”车风靡一时，“1989年国庆节阅兵式上，拉远程导弹的全都是红岩车”，言至此，陈一龙依然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