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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路——礼赞共和国60华诞之科技篇
添加时间:2009/9/27  作者:刘亚东 罗晖  来源:科技日报  点击: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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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长征二号F型运载火箭点火,神舟七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国庆特稿

    2007年最后一期美国《新闻周刊》在展望新的一年时,和全球几乎所有主流媒体一样,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古老而神奇的东方大国。

    这期《新闻周刊》以“中国2008”作为封面故事。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文章开头写下这样几行文字:“对美国人来说,2008是一个重要的选举年;而就世界许多人而言,随着中国人的奥运梦想成真,这一年可能会被看作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一年。中国成为全球性强国,这已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

    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神舟七号航天员出舱活动,集中在2008年发生的这些全球瞩目的大事,似乎都要赶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历史节点上,向世人昭示些什么。11月9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播发消息:中国政府面对百年不遇的世界经济危机,出台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并确定4万亿元投资计划。

    4万亿的力量再一次震撼了全世界。这个数字一夜之间成为关注度最高、普及率最广的“年度明星数字”。 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发表文章,题为《正如奥运一样,北京的5860亿美元救市计划击败所有对手》。

    2009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权威数据显示,随着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的贯彻落实,中国经济企稳向好。海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已无悬念。另据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强国之路,多少跌宕起伏;复兴之梦,几许悲喜交加。翻开60年的共和国历史长卷,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上,无不挥洒着科学技术的浓墨重彩。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无以替代地支撑了我们共和国的和平崛起。

    第一章

    执政党科技发展理念在演进中升华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念。彻底的反思精神和巨大的革新勇气,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科技发展理念在曲折中前进,并日臻完善和成熟,从而推动共和国科技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题记 

  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1958年,中国研制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给它起了个名字:“有了”。这个让人莞尔又玩味的名字,如实地写照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学和技术一穷二白的面貌。

    尽管在个别领域有一些凤毛麟角的大师级科学家,但中国科技发展总体上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年!

    落后就要挨打。毛泽东和他的执政团队体会到缺乏科技的切肤之痛。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便应运而生。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由此揭开崭新的一页。

    1952年的一天,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被请进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

    “66岁。”

    “比我大4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一声同志,让当时还是民主人士的李四光倍感温暖和责任;一声先生,折射出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在执政党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这一年,新中国绘制了第一张科技发展蓝图——《十二年科技规划》。到1962年,12年的科技发展目标提前5年基本实现。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曾撰文评述,这是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规划,显示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然而,尽管前行中的中国铸就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诸多科技辉煌,但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当时尚难以充分认识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能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一以贯之地树立和贯彻。如果说科技推动了经济发展,那个时期更多地表现为“点”的突破,而少有“面”的成功。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思潮主导下,屈就为“目”的科技发展,自然要无条件地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林彪的“政治挂帅”以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推波助澜,使十年浩劫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摧残登峰造极。同时,执政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出现越来越大的偏差。陈毅1962年为广大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的佳话,终究无法延续更多的精彩。

    今天的人们大都带着些许遗憾去赞叹那段历史。共和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了自己的科技事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研发体系,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治国方略的一部分,执政党的科技发展理念那时虽不尽完善,但却有了宝贵的雏形。

    科学技术从“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和陈景润,一个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两人演绎的一曲“春天的故事”,感染和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1978年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开幕。千山肃立,万壑摒声。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令人荡气回肠。  

    那天,陈景润哭了。与会的5000多名劫后余生的中国科技界精英大都泪满衣襟。他们甚至还来不及抚平心灵的创伤,便融入到春光万顷的百花园中。

    这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一个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拐点”。

    在“文革”阴影尚未全然消散的背景下,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做出了扭转乾坤的政治判断。这是魄力,也是魅力。

    执政党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当代中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影响。

    10年后,已经84岁高龄的邓小平依然目光如炬。他审视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最新态势后,再次提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振聋发聩的重大命题。

    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道:“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就像关注生产力一样,这位历史巨人同样关注当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另一方面——生产关系。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邓小平一语中的:“就是为了解放科技生产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用科技的大笔勾勒经济发展的中国宏图,或许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有了腹稿;或许1978年乘坐日本新干线时,他又获得新的灵感。

    1986年元旦,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科技类报纸《中国科技报》诞生,邓小平欣然为报纸题写了报名。1987年元旦,《中国科技报》更名为《科技日报》,邓小平再次为之题写报名。这位日理万机的伟人,一年时间两次为同一家报纸挥毫题名,足见他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殷殷期待。

    在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指引和感召下,一系列推动科技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得以制定,一系列重大国家科技计划得以实施,一大批成果得以涌现。

    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是中国政治昌明、经济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大变革、大突破和大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首当其冲的促进作用,并成为后来“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执政党的科技发展理念在不断创新中日臻成熟。

  科教兴国 国兴科教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兴邦强国,为了民族复兴,都曾高举起科技和教育的旗帜。而科教兴国真正提升到执政党治国理念的高度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则是在1995年5月26日。

    这一天,第三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科教兴国、国兴科教的热潮在神州大地沛然涌起。

    作为对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创新的论述成为新的亮点。江泽民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1999年8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科教兴国的洪流中,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实行,中国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稳步推进,中国科普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科技和教育事业沿着《科技进步法》和《教育法》所确立的法制轨道飞速前行。

    中国航船驶往创新型国家

    跨入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然而,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核心技术缺失使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受制于人,企业创新能力低下,资源能源问题日益突出……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无外乎资源型、依附型和创新型三条道路可走,而我们自然资源乏善可陈的共和国,事实上只有其余两种选择。

    2004年6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这一年的最后一周里,他在密集安排的3次与科技有关的活动中,都提到了4个字:自主创新。

    这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最新认定的方向。

    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10多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随之颁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到一个新的起点。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开启了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追求持续进步和繁荣、实现科学发展的时代大门。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胡锦涛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并将其摆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8个着力点之首。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巨大的实践载体。

    由最大制造业国家驶往主要创新型国家,中国巨轮已经起航。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代表的四代中共领导集体的科技发展理念,历经60年的衍变、深化,已经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既反映了历史的传承和延伸,又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突破;指引着中国科技事业从昨天走来,向明天奔去。

    第二章

    举国体制与时代同行

    举国体制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优势的高度体现。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逻辑起点,对举国体制在“否定之否定”中扬弃,必将成就共和国科技发展的更大跨越。——题记 

  “两弹一星”的第二种成功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奥运军团荣登金牌榜首,一时间让“举国体制”这个词汇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激增。其实,40多年前,中国的“两弹一星”已经为它做过充分的诠释。

    许多年里,外界并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特别机构。尘封的档案里记载,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

    中央专委起初专门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1965年3月以后又加上了导弹。中央专委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其余14人中有包括聂荣臻在内的7名副总理和7名政府部长。

    为一项工程专门设立规格如此之高的行政机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战场上不时弥漫出来的核讹诈硝烟,就让毛泽东铁了心要搞出自己的核武器。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

    然而,60年代初的中苏交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使这个刚刚起步的工程几近夭折。最终还是毛泽东拍板:“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尖端武器的研制仅新材料就需要5600多种,显然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在中央专委领导下,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研制大开绿灯。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的900多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工厂参加攻关会战。

    在一次中央专委的会议上,周恩来提到经费问题时对主管财经的李先念副总理说:“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

    李先念举起手说:“对‘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

    研制原子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到1962年,科研单位已由1956年的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研人员则由9000多人发展到94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国防科研系统的机构和人员。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的共和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爆炸能力的国家。

    罗布泊上空出现的那朵蘑菇云,永远地定格在无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周恩来在接见《东方红》剧组演职人员时激动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并留下那张充满自豪和自信的经典照片。

    凑巧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同一天黯然下台。毛泽东又以他独有的方式“幽了一默”:“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此前3个多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试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9时整,核导弹轰鸣着从发射阵地直插苍穹。9分1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

    “两弹”结合,终于使中国真正具备了军事意义上的核威慑力量。

    1970年4月23日,重达173公斤的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的影响超乎国防科技本身。在重大工程组织过程中形成的高效运转的举国体制,可以看作“两弹一星”派生的第二种成功。强国之路,深深地留下了举国体制的脚印。

    无形之手,灵与不灵

    一本《国富论》让亚当·斯密一夜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该书1776年3月在英国一经面世,书中描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便被崇尚自由经济和市场力量的人们视若神明,尔后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更奉之为圭臬。

    然而,人们同时注意到最近100年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德国法西斯统治、二战期间的经济管制、凯恩斯主义、中东石油禁运以及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等,每每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失效。

    大半部的新中国历史同样没有为自由经济和市场留出挥洒的空间。事实上,在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国奇迹面前,即使是那些最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有时也不得不选择沉默。   

    从“两弹一星”到战略核潜艇,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载人航天到16个重大专项……,60年来,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许多跨越和突破,都在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特殊时期和非常状态下,或当某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必须时,中国能够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大事。

    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以后再未出现管仲、吕不韦那种在政治上也能叱咤风云的商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济上施行“盐铁专营政策”,更催生“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其后传承2000余年,从而为当代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伦理精神提供了发育的沃土。

    集中力量办大事,它体现的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

    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46年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亮相,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其后集成电路问世……世界新技术革命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不期而遇。

    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面对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集成全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工程,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必然选择。有限资源的集中运用,让尖端科技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超越当时国家总体实力的巨大发展,从而让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而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落后、工业水平低下以及技术的不确定性等,也使这些重大科技工程带来巨大风险,严峻地考验着中共领袖们的决策力、动员力和组织力。

    不可否认,无论主观动机如何,“集中力量”办出的大事客观上有时难以保证全是对事和好事。而且,正是由于“集中力量”,所以一旦出错,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更具灾难性。我们的共和国确曾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三门峡水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例证。

    同时,举国体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计划经济作为突出特征,其消极面往往还表现在短期的高效率掩盖了长期的低效率,个案的高效率掩盖了整体的低效率。

    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也是万万不能的。

    新的举国体制,新的重大跨越

    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论在一次次的反思中不断升华。对于以往的举国体制,他们没有“照单全收”,更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强调坚持、完善和创新,并主张国家意志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较之五六十年代,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飞跃。

    到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蓝图围绕国家目标,筛选出16个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或重大工程作为重大专项。就像是当年的“两弹一星”,这16个重大专项让全世界侧目。

    与“两弹一星”相同的是,16个重大专项是中国科技新的战略性跨越,对提升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创新型国家宏伟目标将发挥关键作用;与“两弹一星”不同的是,“一个是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一个是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许倞说:“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同,政府职能和政府推动的方法也不同。”

    重大专项大都具有鲜明的商业化属性。因而,企业在这台大戏中成为主角。企业推动着重大专项的实施,而重大专项又支持和带动企业做大做强,增加核心竞争力。

    重大专项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以国家政策和资金为引导,它广泛吸纳各方力量参与,包括外资企业和研究机构、尤其是归国留学人员。这样一种组织方式也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了保障。

    重大专项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指点江山,重大专项根据地方区位差异,对新兴产业的培育、产业结构调整等进行战略布局。

    重大专项鼓励投资渠道多元化。中央、地方、企业、社会资金以及金融资本的广泛介入,正在从构想变成现实。在整体设计中,民口重大专项的中央投入只占三分之一。

    重大专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商业化产品,重大专项力求在知识产权的获取、归属、分配、转移等方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

    1980年9月26日清晨,一位刚下手术台不久的工程师,身上挂着输液的吊瓶,执意来到人头攒动的上海市北郊大场机场。那个正在跑道上滑行、加速,刹那间拔地而起的庞然大物,就是他已为之付出10年心血的国产“运10”大型飞机。

    那天,机场上播放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运10” 如同大鹏展翅直冲云霄,漂亮地完成了处女航。

    然而,国产大飞机工程的起飞却注定是沉重而波折的,因为其机体上载荷了我们的体制之痛,机翼上挂扯着那些对于引进国外核心技术的幻想。就这样,“运10”在此后20多年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

    2008年5月11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揭牌。至此,中国自主研制大型客机,在新的举国体制助力下,终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第三章

    科技体制改革长风破浪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大幕拉开,原本“两张皮”的科技和经济渐行渐近。面向新世纪,全新的国家创新体系正在显露端倪。——题记 

    拨款制度改革打响第一枪

    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30多年后已经病入膏肓。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任凭你怎么拍,再也蹦不起来了。

    1985这个年份,注定要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块界碑。“经济建设必须面向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在这一年被确立下来。

    财政科技拨款制度改革打响了第一枪。

    改革之前,科研单位都端着行政供给这个“金饭碗”。经费来源是唯一的,也是有保障的。无论科研成果是否有效转化,钱都照拿不误。这种“不好不坏”的日子一直过到1986年1月,国务院《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发布。

    在新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下,科研单位不再是个笼而统之的概念。他们被分成了几大类,分别成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减拨直至停拨等不同对象。

    对一些被定义为技术开发类的科研单位来说,“断奶”的阵痛是刻骨铭心的。好在虽然堵住经费这一头,但还“网开一面”——在法律上承认技术成果也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一时间,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或被迫、或自愿,开始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靠拢。

    随着科技事业费淡出舞台,以及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依靠科研实力争取项目经费成了科研单位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些竞争性项目所实行的全国招标、有偿使用等新的投入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其后,以2000年部门预算改革为核心,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开始实行预算制度。到2006年,以《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中国科技经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监管机制逐渐形成,使用效率稳步提高,并逐步建立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风险投资等多渠道、多元化的科技投入制度。

    同时,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为代表的财政间接投入措施陆续出台。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在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后,为高新技术企业大开“绿灯”——实行15%的低税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配套政策中,规定企业的研发经费可以按照150%加计抵扣等等。一系列的高含金量政策激发了企业科研投入的热情。

    据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全国财政科技拨款从1953年的0.5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540亿元。2008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457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按贸易汇率计算,居世界第四位。

    开发类科研机构“下海”了

    2000年1月26日傍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给一本营业执照几秒钟的特写。有人戏称,这是中国最值钱的执照。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首先完成企业登记注册。

    院所改革发端于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根据“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方针,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进入优化调整期。

    1999年6月30日被全国几大主要报纸称为“科技界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从这天开始,242个开发类科研院所正式实行企业化转轨。

    院所转制让众多科研单位获得新生。否则,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还苦恼于“堆积如山”的技术被拒于市场门外;北京化工研究院还陷在“没课题没经费没市场”的怪圈里;宁夏林业所也走不出濒临破产的深渊……

    据统计,第一批转制的242个院所于2000年全部完成工商注册。第二批134个科研机构,到2001年底绝大部分完成工商注册。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机制改革到结构调整、从封闭运行到开放重组的新阶段。

    2007年,中央级转制院所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经济建设主战场给转制的科研院所注入了活力,而转制的科研院所又让市场经济更加焕发出生机。

    布阵国家创新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年预期,未来三年,采用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MA标准的3G用户可达8000万。但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却认为,太保守!

    身后有一个66家企业和研究机构组成的强大舰队,杨骅“狂”得不无道理。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单独的章节。它强调在大幅度提高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建立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积极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服务、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的新机制。

    应该说,产学研结合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为符合国家科技项目联合申请的要求,一些企业和研究单位 “假结婚”——申请项目时同舟共济,拿到项目后又“同床异梦”。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看得很清楚:以往的产学研结合常常是简单项目合作多,战略层次合作少,合作的组织形式松散,运行机制不健全。创新成果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此时,TD-SCDMA产业联盟出现了。

    2002年10月,包括8家知名通信企业的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其后,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机构、外国企业也现身其中,“专利共享、共同开发、协同组织”的机制使联盟运转高效有序。

    由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模式开始推广。钢铁可循环流程等四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首先成立。新一轮的创新体系建设风生水起。

    2009年7月14日,全国技术创新工程视频会议召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创新型企业被确定为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的三大载体。

    在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挺进时,新的科技战略布局也提上了日程。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等新的经济区出现,共和国前30年形成的研究机构布局亟待调整。

    利好消息不断传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型研究机构成立了,重庆、陕西等地建立了自己的产业研究院。新的探索正在继续。

    60年来,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形成了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科研机构从1949年的30多个发展到了2008年的3775个。科技人员总量达到42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

    回望这段岁月,必须提到,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成果,攻关计划、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以及后来的支撑计划等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正如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所言,今天的中国,科技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不再是需要“长入”的什么东西。

    第四章

    企业为主体,挺起创新型国家的脊梁

    究竟哪种社会组织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问题曾经引发激烈争论。今天,活跃在经济大舞台上的创新型企业群体已经给出实践的答案。——题记 

    两家车厂,一种尴尬

    46岁的马国范已经拥有25年驾龄,但驾驶中国国产汽车,这还是头一回。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批12辆国产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生产线。毛泽东高兴地给这款汽车命名:解放。

    下午两点半,马国范驾驶着报喜车队的第一号车驶入市区,长春市顷刻间变成欢腾的海洋。拥挤在斯大林大街两旁成千上万的市民,把一束束鲜花投向汽车上那些先进生产者们。后来,这批解放牌汽车还参加了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

    从这天开始,这款汽车一生产就是30年。它实在太老了!到改革开放之初,上万辆滞销的解放牌汽车,在长春市郊的荒地里排起了长龙。

    1986年9月29日,第1281502辆、也是最后一辆解放牌汽车开下了总装配线。“老解放”终于在这家由前苏联援建、曾为我们共和国书写过诸多“第一”的汽车制造厂里停产了。

    初春的莫斯科依然白雪皑皑,气温超过零下20℃。这已是苏联解体后的第15个年头。2006年2月28日,彼德罗夫斯基和往常一样早晨8点出门,来到楼下自己的莫斯科人牌轿车旁。清扫了车上的积雪后,他钻进汽车。因为寒冷,接连几次都发动不了引擎。可他并不着急,已经习惯了。

    彼德罗夫斯基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生产“莫斯科人”的列宁共青团号汽车厂,从学徒一直干到工程师。

    他索性打开收音机听起新闻来。突然,一条消息让他打了个冷颤:莫斯科地方法院宣布,列宁共青团号汽车厂正式破产。彼德罗夫斯基双臂伏在方向盘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曾几何时,“莫斯科人”一车难求,那情形好像就在昨天。他怎么也不愿相信,自己心爱的工厂真的就这么完了。

    就在列宁共青团号汽车厂破产的当天,美国福特汽车俄罗斯制造厂宣布,将年产量从6万辆增加到7.2万辆。俄罗斯报纸大都在同一版面刊载了这两条消息。

    企业的兴衰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无论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阵痛,还是列宁共青团号汽车厂的破产,都在昭示一种长期困扰数以百万计中国企业的尴尬:企业没有创新冲动和创新能力,便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败北也就成为必然。

    作为一种主流观念,“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当我们说到这件事时,有时却会让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士纳闷。他们不解,为什么提出这个如同“人每天要吃饭”一样的问题。

    而事实上,在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影响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工业管理部门越俎代庖地包揽了大量自己不应承担的责任,从而使企业退化为简单的加工车间。于是,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研发以及成果应用等方面的主体地位被生生地剥夺了。

    中长期科技规划中的企业亮相

    2003年3月22日是星期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休日。长安街两侧洋溢着的浓浓春意让人们更有了休闲的好心情。

    而此时的新华门内却是紧锣密鼓的另一番景象。一个酝酿之中的重大举措,注定会对未来中国科技乃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这一天,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着手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从此时到2005年岁末《纲要》正式定稿,一千个日出日落,一千天风雨兼程。中国最高领导层、一大批科技及社会各界精英集结在“自主创新”的旗帜下,以史诗般的激情和豪迈,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织出一幅“大进军”的世纪蓝图。

    国家会计学院静静地坐落于北京东北郊偏僻的一角。人们不曾想到,这个会计人才的专业培训基地,日后会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的一个智慧“重心”。

    2003年6月以后,来自科技界、社科界和管理界的2000多名专家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分成20个专题组,从事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从耄耋老者到风华青年,从学坛鸿儒到产业骄子,参加脱产研究的专家和工作人员整整住满了8栋楼。

    在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的记忆里,“这里的40天,是面红耳赤的40天”。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激辩和智慧的碰撞中,各个专题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

    战略研究初期,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地位等许多重大问题都备受争议。然而,人们最终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并醒目地反映到《纲要》中: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有效整合产学研的力量,切实增强国家竞争力。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16个字是《纲要》的指导方针,而其核心是自主创新。正如时任科技部部长、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徐冠华不厌其烦、反复强调的那样:“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纲要》为2020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立起了标杆: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2006年1月9日上午9时,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大会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大会,成为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企业创新,春潮澎湃

    2009年1月27日,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网站上发布2008年全球专利申请情况。其中一组数据强烈地吸引了公众视线:

    “第一次,一家中国公司名列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量榜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个总部设在中国深圳的国际电信设备商,2008年提交了1737项专利合作条约申请,超过了日本松下公司和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器公司。”“另一家总部也设在深圳的中国电信公司——中兴公司,也进入了百强用户榜。”

    华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全球竞争力与其专利申请量同步跃升:2004年到2008年,华为的合同销售额从56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33亿美元,海外销售占比从43%上升至75%,年均增速大于40%。在参与一些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方面,仅2008年,华为就提交了4100多项提案。

    尽管亮丽的PCT成绩单让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在普遍仍以自主创新能力为“短板”的庞大中国企业群体中显得“鹤立鸡群”,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2009年8月12日提到的关于深圳市的“六个90%”,还是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涌动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自主创新春潮:

    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这振奋人心的“六个90%”表明,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深圳市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已率先基本形成。

    人们还注意到,2006年4月23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融融宣布,把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开发投入作为考核国有企业负责人业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编纂新中国企业发展年鉴的话,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应该记录在册。

    2008年1月21日,在靠近北京首都机场的试车场上,一辆进口高级轿车和一辆国产轿车同时行进。当汽车时速达到160公里时突然发生人为爆胎,进口轿车猛转调头,而国产轿车却迅速减速并平稳停下。掌声热烈响起,200多名中外记者见证了这一情景。

    浙江吉利集团生产的远景轿车因安装了一种专利产品,从而避免了爆胎引起的车祸危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汽车轮胎爆炸后失控这一世界性难题,现在被我们攻克了。”

    李书福,这位被业界称作“汽车狂人”的民营企业家有一句名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省不能省研发。”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主创新之路,在打造民族汽车品牌的同时,也打造出吉利的辉煌。吉利2008年研发投入8亿元,2009年为18亿元,已达销售额的8%。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披露,目前,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已占全国的72.3%,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的68.4%。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蓬勃发展。

    第五章

    托举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当然,这个支点永远也找不到。但是,圆强国之梦,科学技术这个支点却是现实存在的。——题记 

    中国不仅能够养活自己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袁隆平就是那个靠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

    中国农民给他塑了真身像,外国农民高呼:“中国人万岁!”

    从1974年首次成功育种开始,袁隆平的杂交稻亩产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目前,杂交稻种植面积已占总水稻面积的57%,比常规稻增产30%。

    15年前,那位叫莱斯特·布朗的美国学者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声称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谁来养活中国?袁隆平这般作答:依靠科技进步,中国不仅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世界人民。

    今年79岁的袁隆平豪情满怀:“到我90岁时,要争取实现超级稻亩产达1000公斤的目标。”

    如果他的心愿达成,10年后,中国杂交水稻的单产将是常规稻的3倍,每年种植杂交稻所增产的粮食,能多养活7000多万人口。这是伊朗或土耳其的人口总量。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科技对农业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十五”期间,农业科技的投入是“九五”的三倍多,“十一五”的前三年又是“十五”同期的三倍多。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由“十五”初期的不足30%提高到目前的50%左右。

    无声的数字诉说着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在各类国家科技计划的扶持下,育成并推广农作物新品种8000多个,特别是杂交水稻等新品种的培育和大面积推广应用、粮食丰产等重大农业工程的实施,使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中国在世界上以不足10%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

    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正在发力。

    突破能源约束的瓶颈

    相对于工程院院士倪维斗的身高,他办公室里那张中国地图实在太大了。

    站在地图前,他尽量伸长手臂,在吉林油田和神华集团所在的鄂尔多斯之间划了一条线。“距离并不是太远。我现在正在给沈平平教授的二氧化碳驱油项目当红娘,要是神华集团的煤直接液化项目产生的二氧化碳,能够源源不断地送到吉林油田,就好了。”

    沈平平,国家973 计划“温室气体提高石油采收率的资源化利用及地下埋存”项目首席科学家。与倪维斗相熟于已经完成的另一个973项目——“大幅度提高石油采收率的基础研究”。该项目的作用已经显现:大庆油田的三次采油技术采收率提高了一到两成。

    提高采收率大概是石油科技一个永恒的主题。以目前大庆油田探明的储量,采收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多采出一年的油。

    当年,根据李四光创新的地质理论,中国先后在大庆、大港、胜利、华北等地找到了石油,彻底否定了“中国贫油论”。今天,这些油田要想“老树发新芽”,同样离不开科研。

    未来10到20年,石油、天然气、煤仍将是中国的主力能源。倪维斗说,从目前的实验数据看,二氧化碳驱油法可提高采收率10%左右。同时,还可以把二氧化碳封存于地下,减缓气候变化,可谓“一石二鸟”。倪维斗期待着煤化工技术和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联姻的那一天。

    6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其中,科技的贡献不可小觑。如今的中国能源科技早已不是望“洋”兴叹的水平,许多方面甚至领跑世界。最新的消息是,超超临界机组技术应用、大型空冷发电机组开发应用、大型水电机组设计制造已经比肩发达国家;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电试验示范工程启动;核电技术装备自主化步伐加快,初步具备百万千瓦级压水堆自主设计、制造和工程建设能力。

    节能技术犹如雨后春笋。在今天的北京市区,50辆纯电动公交车穿梭于大街小巷。2009年8月21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科技部部长万钢和部分电动汽车专家,来到北京公交81路总站。这些特殊乘客对电动公交车做了一次特殊体验。在万钢看来,新能源技术是应对金融危机后战略转型的重点领域,而新能源汽车则是转型的重中之重。

   重大工程建设装上科技的引擎

    路通了,人间天堂近了。

    2006年7月1日,长鸣的汽笛向世界宣告:穿越550多公里低纬度、高海拔多年冻土地带,翻过海拔5000多米唐古拉山垭口的“通天之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了!

    此刻,脆弱的生态、高寒缺氧的环境和多年冻土的地质构造三大世界性建设难题,通通被碾在滚滚的车轮之下。

    青藏铁路的建设难度超越了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冻土工程。

    如何让铁轨在冻土上延伸?科学家们苦苦奋斗了40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冷却路基,降低多年冻土温度的设计思想。大量技术创新成果运用于工程建设。

    乘坐火车走出高原的藏族同胞们知道,没有科学技术,就不会有这条改变命运的吉祥之路;从容穿行铁路桥洞的藏羚羊知道,没有设计者的周密关顾,就不会有这条让它们繁衍生息的顺畅通道;快乐生长的高原植被知道,没有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就不会有这片依然属于它们的自然天堂……

    桥通了,一盘棋活了。

    通的是那座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称为“无与伦比”的大桥——苏通大桥;活的是长三角区域统筹均衡发展这盘棋。

    长期被长江阻隔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此“合龙”。

    专为肯德基等“洋快餐”提供配送服务的江苏海创农产品开发公司,每天有20吨左右的新鲜蔬菜要从南通的海门,发往长江对岸的上海及其他苏南城市。苏通大桥让总经理刘养斌再不需要用船把梦想撑到对岸。

    在“刘养斌们”眼里,苏通大桥是座圆梦桥;在交通部前总工程师凤懋润看来,苏通大桥是中国由“桥梁大国”变成“桥梁强国”的标志桥;在世界桥梁史上,苏通大桥是座极限的超越桥——它创造了跨径最大、基础最深、索塔最高、拉索最长四项斜拉索桥世界纪录。

    “创新是苏通大桥的历史使命。”苏通大桥的关键技术研究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第一个工程领域项目。历经5年,攻破10项世界级关键技术难题,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大跨径桥梁建造技术群逐步形成,民族企业的创新能力极大提升。

    长江上多了一座桥,国际桥梁大会乔治·理查德森奖的名单里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制造”。

    能源大动脉通了,新疆的天然气煮熟了上海人的饭菜。

    与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并称为21世纪中国“三大建设工程”的西气东输工程,横贯东西10个省、区、市,管道干线绵延4000公里,是中国管道建设史上距离最长、管径最大、管壁最厚、输送压力最高、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围绕油气地质、勘探开发和油气田地面工程发展等关键技术,千余科研人员力排万难,让共和国能源运输“血通脉畅”。

    一条路,一座桥,一条大动脉……科学技术就是撬动一项项重大工程的那个坚实支点。

    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

    最初连名字都被叫错的流感病毒袭来时,只用了短短87天,中国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便在全球率先研制成功。

    汶川大地震后,卫星遥感、无人驾驶飞机、北斗导航定位、网络通信等将灾情影像及时呈现在抗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10万科技人员自带“干粮”走进企业,彰显了应对危机的科技力量。

    以龙芯、北大众志为代表的高性能通用CPU芯片结束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有机无芯”的历史;高性能宽带信息网示范工程使中国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核心技术方面跻身世界前列;高端数控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封锁;污染治理技术,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

    60年强国征程荆棘载途,60年科技登攀摧锋陷坚。科技是支撑,科技在引领,科技正惠及亿万百姓,科技托举起共和国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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