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我们将给广大读者奉送一道风味独特的“阅读大餐”以迎接新年的到来——它们不是研究院的新技术介绍，也不是研究员成长故事叙说，而是一则则对科学文章的精辟点评，或赞许，或忧虑；或讥诮，或诙谐；尽在张峥副院长的一家之言。

         每年的秋季，张峥副院长都会花很大一块时间品读美国年度各类读物精选，其中就包括《美国科学写作精选2009(Best American Science Writing 2009)》，这些评选出的文章大多出自于《纽约客》、《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科学》、《连线》等报刊杂志。文章涉及的领域很广，有数学、物理、生物学、心理学、天文、医学等基础科学，也有IT领域的文章，但更多的是这些领域之间的杂交产品，而且议题一般很具争议性，对研究结果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影响从不回避。它们面向关注科学前沿的读者，写手则是活跃在第一线的科学家本人（前几年有诺贝尔奖得主的短文），以及这些报刊专门从事科学报道的资深记者。

         在征得张峥院长的同意下，我们把他笔耕不辍写成的十篇书评整理成五篇文章左右转载于研究院博客上。然而，张峥副院长一再强调，他写的这些文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够阅读那些原文，去关注科学，阅读科学。

引子 •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科学?

        “对于我而言，这个问题也关涉到另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微软亚洲研究院？
   当你的经理、公司的领导、外面的记者问到你时，你可能会这样回答：我们是微软亚洲研究的生力军；我们能够进行创新；我们做着世界级的研究；我们编写那些将世界变得更好的软件等等——这是你的标准答案。

   但这并不是最正确的答案。

   在我看来，正是好奇心和那种难以驱除的去探索、发现、实验的渴望将我们聚集在一起，而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很多事，这促使我们希望去知道更多。到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不懂的领域更大了——这似乎是个无望的死循环，一个不断重复的诅咒。

    但是，这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也是我们阅读科学的原因。”

                                                                           ——张峥致全体微软亚洲研究院同事的一封信 

下面让我们跟随张峥副院长一起，阅读科学——

The Itch, by Atul Gawande, From The New Yorker
《痒》，作者：Atul Gawande，选自《纽约客》

        除了是《纽约客》写手之外，Atul自己还是个医生，并兼任哈佛医学院的副教授。这种混合型的专业选手一旦出手，质量一定不弱。
 
    这里说的Itch，不是七年之痒，不是一般的皮肉之痒，而是深入骨髓可以把人彻底搞垮的那种。就像文中的M，头皮发痒可以挠到脑浆横流，即便那里的脑神经已经全部坏死和切除。
        
    这其实是所谓幻肢(Phantom Limb）的一个扩展问题。所谓幻肢，就是感觉丢了的肢体似乎依然活生生地存在。假如在断肢的那一刻正好被蚊子咬了个包，这下就痒惨了：这个包到哪里去挠？其实M的问题大概就是如此，可惜开始的诊断却走错了路。

隐蔽在这千年之痒的背后却是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到底从哪来？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还是主观的臆想？柏拉图是个大忽悠，还是个先知？如果在每个人的眼球后面埋根电缆，拖到YouTube里去放，该是个什么大观园？

嗯，真是太乐观了。脑成像只有20%的输入来自眼球，剩下的80%来自记忆层。来自眼球的都是些破碎的噪音和影像碎片，需要填补和修复。而如果能对那80%的输入做实时Youtube，留意那些看见一张人民币就想起抢银行的，咱这社会就真的和谐了。

    言归正传，要彻底解决幻肢的问题，就是要再“长”一个肢体（或者对M来说，再长一个脑袋）。如此高难度的问题却有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法，让作为工程师的我十分佩服，而器材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镜子。

为什么，自己去读吧。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强烈推荐。

The First Ache, by Annie Murphy Paul,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初次疼痛》，作者Annie Murphy Paul，选自《纽约时报杂志》

          痛觉是最原始的意识吧。生命中的第一次痛觉是在子宫外，还是胎儿阶段就有？这时间表能往前推多少，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

         科学经常被绑架到意识形态的争斗中去，成为法庭上不情愿的证人。胎儿是不是能感到痛，在哪个阶段（比较流行的是20个星期）能感到痛，在保守派阻挠坠胎美国的重要依据之一。问题是怎么证明胎儿感觉到痛？这是论证中很关键的一点。

         对了，还没为人父母的听好了：小小孩的神经系统还在成长，那时候打一针很要紧，十岁的时候抽个大嘴巴倒无所谓。所以不要傻傻地比谁的宝宝勇敢，打针的时候不哭。该给糖的时候就得给。

A Journey Inside the Brain,  by Oliver Sacks, 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脑中的旅程》，作者：Oliver Sacks，选自《纽约书评》

        Olive Sacks，这个名字你要记住。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和精神学的教授，写过一串好文章，几乎年年入选这个集子。去年的一篇，是说有个年轻的医生，无端在雨天遭了雷击，却从此成了一个超级钢琴粉丝，变身为半途杀出来的音乐天才。当时我正被一首初级莫扎特奏鸣曲折磨得无比痛苦，真想也被雷劈一次…… 

         但可惜的是，他的文章在网上是搜不到全文的。只有一个网站，可以读第一页，然后就得付钱了。

         如果你每晚七点和滚滚的人群裹在一起，挤上地铁，然后……再一眨眼，发觉自己好好的坐在办公室里，你要小心了。这是A Journey Inside the Brain的开头，这本书的作者Frigyes Karinthy是著名的匈牙利诗人（生于1887年），A Journey Inside the Brain《脑中的旅程》是他的自传，描述了他从四十八岁那年开始的脑瘤症状（视听幻觉），从误诊到确诊，再到最后被一个维也纳名医手术切除治愈的全过程。

         当然那时候没地铁，中年文青Karinthy也不会坐办公室，而是抽着烟在布达佩斯的咖啡馆写小说，或者和朋友们海聊。开始的时候，Karinthy很奇怪怎么脑袋里会轰轰隆隆地跑火车，而且每天都挺准时。就像一个侦探一样，他开始做笔录，找线索。

         过了几天，火车消失了，但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虽然眼前的每一物每一景都和平时一样，但“感觉”怪异：这杯水在那儿，又好像不该在那儿，可是却明明在；墙上的画似乎诡异地移动了一寸，又停下了，它要去哪儿？一切变得奇怪起来，变得不可捉摸，你努力去抓住他们，一旦抓住，却好像早就滑走了。而Karinthy 觉得他自己也正在向漆黑的深渊迅速而恐怖地滑落。

         这世界对于Karinthy来说不是一下子变黑的，他的脑瘤正沉着稳定地发展，一点一点地压迫视神经。Karinthy发觉他不得不被迫成为一个画家：漂浮在眼前的这张脸就像一个滑稽的画框，帆布上没有细节，他要根据声音和动作，按照想象依据回忆把眼睛鼻子和表情“画”上去。“我站在现实和想象的边缘上，已经分不清两者的区别”。

         作为一个成名的作家，Karinthy的人脉不疏，其中不乏医生。一开始，有个大大咧咧的朋友听了他的描述后，连诊断都没做，大手一挥：“朋友，你啊，是尼古丁中毒，没事的”。我能想象那个朋友说完还高高兴兴地吐了一个烟圈。那个烟圈飘过来，就像一个大大的零……或者，是个死神递过来的绞索。Karinthy不甘就范，继续寻找。要记得，那是上世纪初，CT之类的设备影子都还没有，所以要诊出脑瘤，确实不易。

         确诊的那一刻相当滑稽。记得我自己刚来北京那年做鼻腔手术，主刀医师把微型摄像头探进去，一眼看到监视上的图像，兴奋地大呼小叫：“你看你看，没见过长成这样的！！”嗯，不是兴奋，应该说是狂喜……

         Karinthy 的确诊就更加戏剧化：

         “就在那么短短的一瞬间，这个房间就被挤满了。内科住院医师、助教、学生潮水般呼啦啦包围了我，贪婪地争抢传阅那个检眼镜。

   最后大教授本人也来了，他转过身，对H医生说：‘恭喜你！这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诊断！’

   ‘先生们……！’我慢慢开口。

    每个人都诧异地转过身——他们好像刚刚意识到，我，而不是我那个聚焦了他们无穷兴趣点的小脓包——才是这个大派对中的嘉宾。

   ……”
         正当Karinthy即将面临失明的当口，朋友帮他找到了维也纳的名医Olivecrona。八个小时的手术是难熬的，Karinthy一一道来，包括灵魂出窍的那一刻：在半空中，他看到Olivercrona俯身忙碌的身影，手术台上，是个切开的脑壳。

         Karinthy奇迹般地恢复了，这本《脑中的旅程》印出来的第一本，他送给了救命恩人Olivercrona。

         Oliver Sacks的文章我看过很多篇。作为一个出色的医生和作家，他以往的对象都是他一手接触过的病人，或者史上的一些有名案例。Awakenings这个电影，就是根据他的文章改编而成的。但这一篇不同以往。

         字里行间，Oliver透露出对Karinthy的敬佩和敬仰。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用同样伟大的魔幻笔触写下自己的艰难经历。Oliver的父母都是医生，饭桌上经常会谈论一些案例，Oliver耳濡目染。十三四岁的时候，Oliver读到《脑子的旅程》，Karinthy的文字，深深影响了这个年轻人。现在，Oliver成为了为一名医生和学者，也成为了美国顶尖的写手。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又是哪一本书，改变了你？

The Truth About Autism, by David Wolman, from Wired.

《自闭症的真相》，作者：David Wolman，选自《连线》

         自闭症正在流行，这是一个可怕的推测。现在的统计结果是每150个八岁的儿童中就有一个，而十多年前的统计是一万个人里有一个。我认识的朋友家里，就有患自闭症的孩子。

         自闭症之所以面目可怕，是因为自闭症和“弱智”、“无法社交”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而不便言说但被广泛认可的结论。《雨人》中的自闭症患者，是被极端地好莱坞化了。但2007年出现的一个视频引起了轰动：Amanda Baggs，一个27岁的自闭症病人，自编自导了一个叫“In my language（我的语言）”的短片，引起轰动。

         八分多钟的短片分成两个部分。就像许多低成本的文艺片一样，开始是沉闷和压抑的。我们看到Amanda不由自主地晃动着身体，用书本、钥匙圈、键盘敲击出各种声响，这些似乎无休无止的节奏伴合着一个女声吟唱，忧伤且冗长。第二段的题目是：翻译。Amanda的声音很机械，但那是一段打击人心的陈述。她告诉我们，那些自闭症病人的常见动作，是他们独有的语言，是和周围的世界亲密的交流，虽然不带有我们语言体系中的元素（所指、能指等等）。她反问：为什么她一定要打字说话才可以被视为正常人，为什么不用我们的语言来交流就被视作是自闭症病人的天生缺陷，而我们不去理解学会他们的语言体系却非常正常呢？

   其实，正像保罗赛门的那首老歌“沉默之声”(Sound of Silence)唱的那样，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中，有多少言说是真正言之有物？有多少是真正被听到了呢？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短片。令人难以致信的是，这部短片是Amanda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制作的。她所有的工具就是一台手提电脑，一个DV。吟唱是她自己编的，台词是她写的，独白用语音合成“说”出来的，而片子是她自己剪的。

   这个片子在Youtube上的点击率是857946，一个芙蓉姐姐做梦都想要的点击率（我还真顺手查了下，芙蓉姐姐最有人气的短片的点击率是108701）。

  自闭症——autism，词根是希腊语的autos，意为自我。七十多年前当两个医生分别独立地发现了这个患者群体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选了自闭这个词来描述。自闭，顾名思义，是把自己关起来。自闭症病人的首要特征就是“不能融入社会群体”。除了社交能力之外，另外一些突出的障碍表现在语言、记忆和求解问题的能力较弱。75%的自闭症病人属于智障，也就是IQ测试在70分以下的人。自闭症中的少数人极有天赋，但大部分患者和Amanda一样，被看作低能（low-functional）。

   如果让下棋的去举重，举重的去绣花，绣花的去打铁，打铁的去……显然，就像坐稳了江山就一定会重写历史，非自闭的我们一定会去选用合适的尺子去度量所谓智力。关于自闭症的研究，就像很多学术领域一样，一定会分成左中右，而交火的第一战场就在IQ测试。毫无悬念，普遍采用的测试都侧重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自闭症病人一败涂地。但在其他的几种测试中，如果是偏向抽象思维的测试，他们不是分高，就是做得快。不过，让人迷惑是，同时进行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结果却显示两类人没有区别。

         交火的第二战场的哲学味更浓：是残缺，还是不同？想要得到这一答案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走入自闭症病人的大脑，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牵涉到另外一个敏感话题——如果不是残缺，那么政府的补助和研究经费会减少。科学上的争执，几乎无一例外地有其社会副作用。

   网络的力量是无穷的。Amanda这个短片的意义之所以划时代，是因为自闭症病人第一次自己打开了那扇紧闭的门。门背后是我们不认识的世界，奇特而美丽。

作者介绍：

张峥，2002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多媒体组,目前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负责系统和网络研究领域。1984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1987年作为复旦大学首批本科跳级的13名学生之一进入研究生课程；1990年赴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留学；1992年获硕士学位后，于1993年春转至伊利诺思香槟分校求学，并于1996年秋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张峥一直在惠普中央实验室工作,其研究领域涉及高性能超级计算机系统结构和大规模分布式系统。张峥也是网络杂志《新语丝》和《国风》的创办人之一，以竹人”为笔名主持编辑《海外留学生年度诗选》首二卷，并曾在《国风》主持《艺廊》及《半瓶诗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