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项研究，74%的印度人，65%的韩国人，56%的美国人都认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通向潜意识之门。

    但是在弗洛伊德研究之后的很多年，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发现，蛋白质、神经元以及其它主要的不受抑制的细胞，三者的活动而形成了我们每天的认知活动。怎样才能使如此多的人转变观念呢？毕竟，脑活动中的绝大部分是可预测的。

    这项研究的作者是美国卡内基美隆大学心理学教授Carey Morewedge和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Michael Norton。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例如，梦里的人和场景都有极高的相似性，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大愿意完全遗忘他们。同样，我们对梦的内容不能追溯到它外部生活的根源——因为梦好像是由内部自发地呈现出现。我们也不能解释如何做梦，但我们能够解释在清醒的时候被我们记起的随意的思维。假如你坐在办公桌上，想到办公室里原子弹爆炸，你可能会暗自说：“噢，昨晚上我看到‘24’，因此我恰好记得当时的情景。”而其他人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意识到这个梦。因为可能是‘24’才引起这个梦，或者可能是对一场袭击的预感。

    人们总是对梦有着非理性的态度。就如同对生活中许多事情有着非理性的态度一样。例如，我们一直以来对于种族歧视都选择沉默不语；我们对梦的误解。Morewedge和Norton引用现代研究中最著名的一项研究——心理学家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的研究论文(刊登在1974年的《科学》杂志上)——来证明我们的愚蠢行为。在这篇论文上，Tversky和 Kahneman在推测之前，对实验进行了讨论。被试要求估计联合国成员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百分比，主试在被试面前随机旋转幸运轮，幸运轮上刻有数字0—100。尽管幸运轮和非洲国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被试倾向于选择指针所指的数字。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有无数的实验证明我们中的大多数有“锚定错误(anchoring mistake)”的倾向：我们在下定决心之前会依靠一条不相关的信息。就如前面我们说到的，幸运轮上的随机数一样。“锚定”现象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例如，在回答一个问题之前，你被要求注视你的社会保险号(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号)，那你就更有可能会选择社会保险号上的数字。一组研究人员表示，因为在实验室中，比起金钱补偿，实验目的更重要，所以相对而言，身体的不适与获得的报酬是不能比例的，被试会获得少量的报酬，同时身体会经受到更多不适，例如，要处于极其讨厌的噪音中。(2003年《经济季刊》)。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们会因为愚蠢的信息而进行愚蠢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赋予梦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参考：2004年《时代》杂志的封面——科学睡眠)

    不过，愚蠢的选择未必会导致坏的结果。来自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比起噩梦，人们更有可能对好梦赋予更多的意义。在梦中，比起胜利，我们的敌人更有可能受到了惩罚。简而言之，我们对梦的解释不一定是对隐藏在真实背后的堂吉诃德似的狂想，更多的是一种乐观态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