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数据库因其巨大的威力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但它也并非万无一失，影响DNA证据公正性的主要因素不是它本身的科学性，而是有关人员在一系列操作过程中以及解释数据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DNA证据建奇功　　

    1988年情人节前夕，威尔士港口城市加的夫，20岁的妓女莉耐特·怀特在家中遇害。她全身上下被捅了50多刀，其状惨不忍睹。    

    “这一案件在英国非常有名，它后来对英国的审讯程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上周，在北京举行的法医DNA证据国际研讨会上，英国法医联盟首席执行官安吉拉·盖洛普(AngelaGallop)博士介绍说。    

    此案震惊了威尔士乃至整个英国。经过警方两年的侦查，三位嫌疑人被起诉，其中一位是怀特的前男友斯蒂芬·米勒。米勒当时26岁，但据说心理年龄只有11岁，智商只有75。他曾在长达13小时的审讯中受到威吓，“供”出了另外两位嫌疑人。后来，米勒不停地喊冤。又过了两年，上诉法院宣告三人无罪释放。    

    1999年，警方重新调查此案。此后，法医联盟这个独立的民间司法鉴定组织应邀介入。在盖洛普的带领下，法医联盟的专家对原有物证进行重新分析，获得了多个DNA样本。例如，怀特袜子上留有他人的少量血迹，靠1988年的技术水平尚不足以进行DNA分析，利用新技术却可以做到。    

    在十多年前的旧案现场，专家们也有重大斩获。他们在一张香烟盒包装纸上找到了DNA样本。此外，最令他们惊讶的是，在小心地除去一个壁脚板的新漆之后，也取得了DNA样本。“那些刷漆的工人真是懒得可以，在刷新漆之前，竟然没有洗掉以前的血迹。”盖洛普打趣说。    

    分析表明，所有这些DNA样本都来自同一个人。但是，在英国国家DNA数据库中没有找到与之匹配的样本。2003年2月，一名14岁少年因轻微罪行被捕，他的DNA数据被加入到国家DNA数据库后，被发现与15年前血案现场的DNA样本非常相似。凶手显然不是这位少年，因为案发时他尚未出生。于是，专家们利用“反亲子鉴定”的方法，采集了少年父亲和叔叔杰弗雷·加弗尔的DNA样本，结果发现加弗尔的DNA样本与凶手相匹配。    

    2003年7月4日，加弗尔在法庭上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15年前的情人节前夕，他来到怀特住处后，改变了发生性交易的念头，但怀特拒绝归还30英镑嫖资，他在争执中将其杀害。

　　数据库的威力　　

    莉耐特·怀特案足以载入英国司法史册，而DNA分析技术的进展和DNA数据库的建立在案件侦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次由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和北京人民警察学院联合主办的DNA证据研讨会上，专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DNA数据库。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法庭科学国家DNA数据库的国家。该数据库管理人、英国法庭科学服务部首席科学家鲍勃·布朗姆利(Bob　Bramley)博士介绍，自1995年建立以来，数据库已经存有近250万人的样本数据，目前每周都能发现约800个犯罪嫌疑人与未破案件所提供的数据相匹配。    

    在中国，法庭科学DNA数据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00年全国“打拐”专项斗争中，仅在云南、贵州的被拐儿童中就有上百人通过DNA数据库找到了亲生父母。美国纽黑文大学法医学教授李昌钰评价说：“这是DNA数据库一次非常成功的应用。”    

    曾担任美国司法部“DNA物证之未来”委员会执行理事的雅斯普林(Christopher　Asplen)说，除了协助警方寻找犯罪嫌疑人以外，DNA数据库还可以为无辜者洗刷冤情，协助寻找失踪人口等。在反恐战争中，DNA数据库也可以助一臂之力，西班牙在马德里爆炸案之后就明显加快了DNA数据库的建设步伐。    

    此外，DNA数据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预防犯罪。雅斯普林称：“DNA数据库早建成一天，就能早一天发挥作用，挽救更多无辜的生命。”他举例说，一名曾被判强奸罪的英国公民改名换姓，移民到西班牙，杀死了一名少女，警方在犯罪现场收集到很好的DNA样本，但凶手第二年在同一地区杀死另一位年轻姑娘后才落网。如果西班牙和英国已经建成了互联的国际数据库，第二位姑娘可能今天仍会活着。    

    目前世界上有76个国家已经或计划拥有法庭科学DNA数据库。以美国为例，其国家DNA数据库里面已经有近190万份数据，而美国总统布什几周前刚刚签署了一项法案，美国联邦政府将在今后5年为国家DNA数据库追加约10亿美元投资。

    杨新海案的启示　　

    发生在中国的杨新海案或许是对雅斯普林此言的更好诠释。杨新海曾因盗窃、强奸被2次劳教、1次判刑。2000年出狱后，他连续在河南、安徽、河北和山东4省疯狂作案，杀害67人，强奸23人，直到2003年11月才在河北沧州被抓获！    

    “杨新海并不是什么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基本上每次作案时都因受害者反抗留有血迹、毛发等物证，更不用说在强奸时留下的证据。如果杨新海以前入狱时就建立他的DNA档案，而办案人员又能够对犯罪现场证据及时准确地进行DNA分析，并且有全国联网的数据库，那么许多无辜者就会幸免于难。”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刘雅诚教授说。    

     在中国，有关专家自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呼吁尽早建立全国DNA数据库，终于在1998年得到立项。据刘雅诚介绍，我国的DNA数据库包括前科人员库、现场物证库、失踪人员及亲属库等。    目前，各省市都在建立各自的DNA数据库，但进展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全国的DNA数据加起来也只有约20多万份。其中，据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任嘉诚教授介绍，北京的DNA数据库至今只有2万多份数据。    

    中国DNA数据库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任嘉诚说，除了实验室建设所需费用外，录入一份DNA数据就需要数百元人民币。此外，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多位专家指出，相关法规迟迟不能出台，也是制约中国DNA数据库发展的一大因素。    

    尽管建设速度缓慢，但中国扩大DNA数据库信息的趋势是必然的，一些非官方机构也从中看到了市场化运作的机会。例如，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与青海省公安厅合作构建犯罪人群DNA数据的项目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青海省公安厅的王占海警官这次到北京参加研讨会就带来了1万多份样品。华大方瑞的主任邓亚军称，该中心依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拥有强大的DNA检测能力，可以帮助各地公安系统节省巨额的项目费用。

    也会冤枉好人？    

    一些专家则对国内DNA检测的混乱状况深表忧虑。“我们产生正确司法结论的程序没有统一标准，比如中国做DNA检测的实验室有上百家，连生产口服液的企业也要做DNA检测，但通过ISO17025、得到国际认可的没有几家。”任嘉诚在谈到中国法医司法鉴定的弊端时说。    

    李昌钰也强调，影响DNA证据公正性的主要因素不是DNA证据的科学性本身，而是专业人员在收集、转移和保存样品，实验操作以及解释数据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法医DNA检测和鉴定质量不合格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布朗姆利说：“这将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使无辜者受到无端侵犯乃至被冤枉，使罪犯逍遥法外，造成重要证据难以被法庭采信。最终，导致公众对我们的工作失去信任。”    

    由于DNA鉴定工作中的失误，青海省就差点出现了一起冤案。2001年，原青海特种水泥厂临时工李建林被指控故意杀人，而DNA证据是检察院提交的惟一直接证据。幸亏青海省海东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没有像一些同行那样迷信“权威”的DNA鉴定结论。次年，在公安部的协助下，青海省公安厅重新进行的DNA鉴定证实，李建林不是凶手。第一次DNA鉴定之所以出错，是因为青海省公安厅法医不慎弄混了被害人和李建林身上提取的检材。    

    刘雅诚还提到，国内曾有DNA实验室被污染，做出来的结果无法判读，只好关闭整顿。“我们国家现在建这么大一个数据库，如果做得不规范，结果没法保证，做出来的就是一堆废数据。”她说。（李虎军）